1998年秋天，我背着铺盖卷，拎着一只行李箱，坐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母亲把录取通知书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缝在我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和当年缝那五十八块钱的手法如出一辙。
车窗外，田里的稻子正在灌浆，沉甸甸的穗子垂着头。那条砂石路已经被车轮抛在身后，前方的柏油路在晨光里泛着灰蒙蒙的光。我想起四岁那年祖父咽气的草房，想起古城集上伯母递过来的面包，想起煤油灯下那个女同学鼓起的胸脯和我的心跳，想起两次落榜后蹲在路边失声痛哭的夜晚。那些画面像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到学校报到之后，我被分在中文系。辅导员姓吴，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斯文。他在第一次班会上指定临时班委，看到我的档案里写着高中当过组织委员，又看见高考语文成绩不错，就顺手把我指定为班长。他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愣了好一会儿。班长——比高中那个004号团支书还大一级。我站起来朝全班点了点头，坐下去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大学和中学是两码事。中学的班干部，说白了就是老师的传声筒，收收作业、点点名、维持一下纪律。大学的班长，得组织班会、协调各科课代表、跟学生会对接、传达辅导员指示、调解同学之间的矛盾，有时候还得帮辅导员跑腿办杂事。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这些。我从小就不爱说话，不会跟人套近乎，不懂得什么叫“来事”。班里组织活动，别的班干部能动员一大半人参加，我站在讲台上说了半天，底下稀稀拉拉举起来的手不超过十个。
更让我不适的是，大学里的规则和农村完全不一样。在村里，你只要肯干活、能吃苦、不偷懒，大家就认可你。在大学里，这些远远不够——你得会说话、会来事、会看眼色、会揣摩别人的心思。这些东西，没有人教过我。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发起了重新选举。
我记得那天下午，教室里的气氛怪怪的。几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同学忽然活跃起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跟这个咬耳朵、跟那个嘀咕。我坐在座位上，隐约觉得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说不上来是什么。辅导员来了之后，有人举手提议重新选举班委，说第一个学期快结束了，应该让同学们自己选一次。辅导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举手的同学，点了点头。
选举结果出来，我不再是班长了。票数不算惨，但也没有过半数。选上的新任班长是个城里来的同学，说话做事都很活络，跟谁都能聊上几句。他站起来发表就职感言的时候，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种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我坐在座位上，跟着鼓了两下掌，然后把手放下来，搁在膝盖上。膝盖上那块疤还在，是初一那年骑车摔倒留下的。
后来有同学悄悄告诉我，那次重新选举是有人做局的。具体是谁、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也不想记清。只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看了很久。床板是新的，不像初中那张木架子床那样咯吱作响。木头的气味还没散尽，混着新被褥的棉花味，陌生又清冷。
辅导员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我做事认真，但可能性格上不太适合当班长。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做自己擅长的事，比硬撑自己不擅长的事，要轻松得多。”他把组织委员的名头又安回了我头上，和高中时一模一样。我笑了笑，没说什么。那个位置我坐了三年高中，再坐三年大学，也算轻车熟路。
不当班长之后，日子反倒轻松了。不用开会，不用组织活动，不用在辅导员和同学之间两头跑。组织委员的工作少得可怜，偶尔收一下团费、登记一下团员信息，和高中一模一样。有时候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着新任班长在讲台上布置工作、安排活动、跟同学有说有笑，心里没有什么嫉妒，只是觉得，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就适合站在前面，有的人更适合坐在后面。我大概属于后者。往人群后面退了半步，反倒舒坦了。
那个学期，我暗暗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她是南京高淳人，说话声音特别轻，细细的，软软的，像蚊子叫。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得竖起耳朵，稍不留神就漏过去了。可她就是那样说话的，不是故意压着，是天生的。那声音在闹哄哄的教室里总是听不真切，但每次她走到旁边，不管你隔多远，总会先听见空气里那一丝细细的、若有若无的振动。她长得不算漂亮，但就是让人觉得舒服，像春天的风，不冷不热，刚好。她坐在我前排，每次老师点名让她回答问题，我都能听见她蚊子一样的声音在教室前面响起，然后我就走神了，盯着她的后脑勺发愣。
有一回下课，她回头问我借笔记。我把笔记本递给她，她接过去翻了两页，抬头冲我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那声谢谢轻得像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连波纹都不明显。我的心跳却忽然快了几拍，耳朵也烧起来。她把笔记还给我的时候，手指在纸页边缘停了一下，指甲圆圆的，干干净净。我盯着那一小块被她碰过的纸边，什么也没说出口。
大一下学期，我和她一起去秋游。说是秋游，其实就是几个同学结伴去爬学校附近的一座山。山不高，但山顶有座电视塔，铁架子搭的，据说是全市最高的建筑物。同学里有人提议爬上去看看，其他人都说太高了，不敢。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说走，我陪你上去。她也是个不怕高的人，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踩着铁塔的梯子往上爬。梯子是铁条焊的，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脚底下是空的，往下一看，山和树都缩成了小点，蚂蚁似的。铁塔在风里微微晃动，每晃一下，手心里的汗就多一层。爬了大概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到了顶端的平台。站在上面，整个城市都在脚下，远处的长江像一条细细的白线。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
现在想想，那时候胆子真大。放到现在，打死我也不敢再爬一次。可那年十九岁，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不怕。好像摔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把一个十九岁的人怎么样。
这段暗恋，像所有我经历过的暗恋一样，无果而终。我没有表白，她大概也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和她一起爬上电视塔的组织委员，曾经把耳朵转向她的方向，一听就是大半节课。碰了一鼻子灰——其实灰都没有，是我自己连碰都没敢碰。
大一上学期，和我搭档的副班长，是徐州人，比我小四岁。个子比我还高，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做事却是很温柔的那种，是个女生。我们俩合作了一个学期，配合得非常默契。她会在有人当众质询我的时候，站起来帮我说话，她站起来的时候比我高半个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得稳稳当当。那种有人站在你这边的感觉，从初中胡敢背我上下楼之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可是大二上半学期，她突然退学了。什么原因，她从来没详细解释过，只说家里有点事，先回去一阵。那一阵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十年前我们还有过联系，后来就断了。手机换号，QQ头像再没亮过。她的名字躺在通讯录最底下，每次翻到都会停一秒。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推眼镜的动作——用食指顶一下鼻梁上的镜框，歪着头冲我笑一下。那个动作和她在班会上站起来替我说话的样子，一起留在了我大学的记忆里。
1998年年底，学校放寒假，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这是我考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寒假，离家半年，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去车站的路上，我特意拐进批发市场，想买点方便面和点心带回去给几个侄子侄女吃。那时候方便面在农村还算稀罕东西，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
批发市场人很多，挤挤挨挨的。我挑了好几包方便面，又买了些饼干和糖果，付了钱，拎着袋子往外走。走出来没多远，忽然觉得心里慌慌的，说不清为什么，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悬在半空的不踏实。我站在路边，把这几天做的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没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继续往前走。
到了车站，上了车。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忽然发现——东西呢？那个装着方便面和点心的袋子，付完钱之后忘在摊位上了。付了钱的东西忘了拿，这件事本身没什么稀奇。但那天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后来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奇怪。
回到家，远远就看见房前围了很多人。亲戚们站在院子里，有人蹲在门槛上，有人靠在墙边，谁都不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
走近了，才看见侄子侄女们头上都戴着孝。白色的布条在冬天的风里飘着，扎眼。我站在院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有人看见了我，说了一句“小拴子回来了”。没有人接话。
我走进去。屋里一片哭声。
二姐看见我，从人群里走出来，眼睛红肿着，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她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我张了张嘴，想问怎么了，话到嘴边忽然不敢问了。然后二姐一把抱住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也哭了。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一阵子。周围的声音都远了，只剩下二姐的哭声和我的哭声搅在一起，闷闷的，沉沉的。
二哥走了。突发急病，从发病到走，快得来不及做任何反应。那时他的孩子才五岁。情同手足二十多年的兄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么没了。而我在回家的车上，正在为那几包忘在摊位上的方便面而感到心神不宁。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亲人之间的感应。后来很多年里，每次想起那个冬天，我都会想起那种从批发市场出来时莫名的心慌。它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恐惧，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身体先于意识察觉到了什么。也许是某种气息，也许是某种频率，也许只是巧合。
我回来的第三天，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给二哥举行了葬礼。没有用棺材，用砖头和水泥砌起来一个棺材形状，骨灰盒放在里面。砌砖的时候，泥瓦匠蹲在墓穴边上，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水泥刮在砖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冬日里难得的风和日丽天，太阳白晃晃地照在水泥上，反光刺眼。周围的哭声此起彼伏，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砖砌的棺材一点一点成形，觉得自己像是在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可那不是梦。
1998年，对我来说是一悲一喜。喜的是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出了那个小村庄；悲的是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的兄弟，却突然之间离我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孩子。二十一岁的我，在那年冬天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命运的礼物从来不会白给。它让你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往往也在拿走另一样。考上大学和失去二哥，都在同一年发生。好像一个人站在跷跷板的中间，一边被托起来，一边被压下去。你没法选择只接受哪一边——两边都得接着。
送葬的队伍从村口出发，沿着那条我走过无数遍的砂石路往麦地边上走。那条路，我从四岁走到了二十一岁。小时候光着脚在上面跑，摔过跤，磕破过膝盖。上初中的第一天，在路边的碎石子上摔了跟头，洒了小麦，摔裂了鸡蛋。高中三年，每周都骑着二八大杠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那么多年，那么多遍，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走在这条路上送二哥最后一程。
回来的路上，我经过那个熟悉的拐弯。碎石子还在，被车轮碾得更碎了，混在黄土里，快要看不见了。我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身后跟着一队人，谁也没有说话。村子那边的炊烟在冬天的暮色里升起来，灰蒙蒙的，和每一天一样。
只是从那天起，那些烟火里少了一个端碗吃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