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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盛产烟叶，附近相邻的襄县也曾有烟叶王国的美誉。那时候除了烟叶，好像也没啥其他的经济作物好种了。人们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会腾出几亩田来种烟。一季烟种下来，好的话一亩地大概也有小几千块的收入，显然是比种粮收入高多了。但种烟却是很麻烦的苦活儿累活儿，且不说育烟苗和种烟这些繁琐的田间管理，只是炕烟、拣烟这些技术活儿都让人忙得不可开交了。况且还有最后关头的卖烟，那可是最关键的，因为以前所有忙活儿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它了，卖了变现么，换成哗哗响的钞票才是硬道理。
至今仍记得最很清楚，小时候放学回来不是去河里割草，就是去烟地里打烟杈儿。割草是爷爷给派的任务，他养的牲口———一头老黄牛和一头驴，可都是家里的“大劳力”，犁地等侍弄田里的重活儿全得靠它们呢，所以平常得伺候好它们。大人们都有重要的活儿干，割青草给它们当佐料这样的小活儿自然也就是小孩子们的“重任”了。当然割草也是最快乐的事儿了，放学归来，书包往家一扔，挎起荆条篮子就飞奔出去了。说是去割草去了，其实却是和小伙伴们去玩耍去了。大家一起捉游戏，烧红薯，那些趣味横生至今想来都难以忘怀的童年趣事，真的是孩提时代最为愉快的一段时光。
相比于割草，打烟杈的活儿，却是我们小孩子们最不愿意去干的。但是大人们派的活儿不干又不行，只好磨磨蹭蹭地下地去应付了事。刚开始那阵儿种烟还不科学，人们只知道要把烟炕好，却不知道烟叶质地的好坏是炕出好烟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一味地在烧炕技术上去摸索，也是对烟叶种植技术不通透，舍本逐末所做的无奈之举。
记忆中那时种的烟大部分都长得很高，有的足比一个成人还高，长得又黑又壮。别看它长得挺壮实，却是炕不出好烟来的，所以人们都嫌弃它，还给它起名叫黑暴烟。给黑暴烟打烟杈是最难的了，上上下下烟杈多且不说，小孩子就是踮起脚尖来也够不到顶端的烟杈，也就无法把它抹去打掉了。这时候就需要把烟身扳弯了扬起脖子来弄，若是干久了扬脖儿都扬得头晕。再加上天气热，置身于烟垄间闷得直想呕吐，个中滋味不好受得很呐！一块烟田弄下来，累的快要岔气了不说，还弄得满身满手的烟油，黏粘得用黄土都搓不净，回去得用肥皂狠劲地洗才勉强弄干净。即使是这样，那满手的指头还是蜡黄蜡黄的，还须很多时日才能褪下去。哎，这掰烟杈可真是个小孩子们不好干的累活儿脏活儿呢！
说卖烟呢，又想到了童年难忘的抹烟杈，扯得有些远了。那时卖烟，都是到乡里的烟站。烟站有很大的一个院落，院里都有个高高顶棚的所在，再里边就是储烟的仓库了。烟农会把精挑细选之后分拣过等级的烟打成不同的烟包，用架子车拉过来，或者自行车驮过来，在大棚下面排起长队等候着。
大棚最里边临近仓库之处往往就是过磅的地方，验烟的烟师就站在这里。卖烟的排队等候着，轮到哪个了，他首先得把烟包打开来。烟师上来就会问，“你这是几号烟？”“中三！”一般烟农就会回答。因为烟站收的价格比较高的也就数中三了，中二烟很少，中一也就更难得一见了。
“你这也是中三？”烟师一把就把打成台的一堆烟给掀开了。他得先看看里边有没有夹带，然后一层一层地再翻一翻，最后还会抽出几把来，撕开缠的紧绷绷的烟把道：“看看你这烟，潮得很，是不是在家喷水了？一会儿得扣你的斤称哩！你这烟把里边到底缠了多少烟梗？这不给你说五号都算好的了，最多给你划中四！去那边都解开抖擞抖擞，把烟梗去掉重新缠缠再来卖！”然后“咚”地一声就把烟包给掀下磅去了。
大棚外边，有被翻了烟的人们正在重新缠绑烟叶。也有生了气的会随便骂上几句，“日他娘的，回家不卖了！啥球烟师啊！不是压秤就是压级，球事儿不少哩！”然后就拉回家去了。当然也有会些事儿的人，会趁烟师休息的当儿，拖熟人去送上两条好烟去。这样等轮到他卖的时候就不会重新翻烟，烟师最多会简单看看，甚至连烟包都不解开，整包都推到仓库里了。
卖烟也有人欢喜有人忧，卖得好的会拿着领出来的钞票喜笑颜开，高高兴兴地去集市上割些肉回家改善生活去了。差了一号卖的大都是愁眉苦脸的，不声不响地也就走了，或许路上他还要想想这回去该如何向家人交差呢。
在本地卖烟不好卖，人们也就想着法子去其他地方卖。因为其他县有种烟少的，烟叶收购往往完不成任务，收烟大都收得畅快，几乎都能按号收，还不压级压价，于是很多人都偷跑去卖。为何叫偷卖呢？因为那时候种植的烟叶是不允许跨区域流动的，每个乡都安排的有打烟队伍，专门打击跨区域卖烟的，他们在很多关键地方都设有卡点。若是偷着出去卖没闯过卡点被逮着了，轻则烟叶没收，重了还得罚款。可是到外面去卖，幸运的时候还能卖出高一个号，收入却是不菲，所以总会有很多人偷着去外地卖。
于是一到晚上天擦黑，或者夜半时分，就会看到很多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后货架驮了高高的烟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河堤上，或是成片玉米掩映下的小路上，他们都骑得飞快，间或能听到“叮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声，这些基本都是偷跑出去卖烟的。
当然，外出卖烟是有风险的，有闯卡成功的，就有被卡点截获没收的，也有头脑灵活儿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成功逃回来的。逃回来也是好事，总是避免了一场损失，也算是胜利者。
所以那时候村里大街上的饭场里，谈论最多的也无非是昨天晚上谁谁谁的烟又被打了，谁谁谁又闯过卡了等等这样的新鲜话题。烟被打了的自然很是沮丧，吃饭也不去饭场了。倒是闯卡成功的家人听了很是兴奋，跟逃回来的人打听着家人的情况，那般急切的神情却掩饰不住内心对家人的牵肠挂肚。
凡事都有胆大的，卖烟也不例外。忽然就听说有的人竟然跑到省外去卖了，并且一斤烟叶能多卖十几块呢！这消息可非同一般，它的威力如同重磅炸弹一样迅速地就传了开来。要知道那时候一般好点的中三烟叶也就卖两三块，可据说到了外省的某个地方，收购价却成倍地增长，能卖到十几块呢！若是中二就能卖到二十多块！这下可吸引了不少种烟人，都纷纷效仿着跑外地去卖。
记得那年高一正放暑假在家，姑父来家里串门了，说他也跟着别人去省外卖过一次烟叶，“还卖了好价钱呢！”他很是兴奋。说得父亲也动了心，也想跟着他跑一趟，因为姑父他去过，知道该去哪里卖，路也知道怎样走。那时候我们姊妹四个正都在上学，家里也正是缺钱的时候，父亲是想出去尝试一下，或许也能赚到大钱呢？因为二弟我俩都放假在家，父亲就让我俩也跟着跑一趟。
“出去跑跑锻炼一下，也好开开眼界！”父亲动员我和弟弟说，“你俩去了，还能多带些烟叶呢！”父亲和姑父都是大人，每人就打个大烟包背，我和二弟呢，就弄个三四十斤的小烟包。
去外地卖烟，可是要搭乘火车的。大车站上不去，就只能到小车站上。那天村里有人开拖拉机拉着大伙儿和烟包来到一个叫石桥的小车站，我们就从那里上了火车。
火车一路向南，出河南进入了湖北境内，这时候姑父才说是去广水的大悟卖烟，“广水是大站，那里会打烟，就不能从那里下，得提前从一个小站下车。”姑父说。
火车还没到广水呢，我的心里都紧张起来了，望着火车外飞驰而过的稻田和远山，一直担心着在哪里下车？如何下车？可能是快到某一个小站了，火车明显地慢了许多。又过些时候，或许是火车要进站了，速度就更慢了，它就像在田地里拉车的老黄牛，仍晃晃悠悠地行走着。
这时候就听姑父说，“赶紧跳车！”说着，他就打开车窗，把大大小小的烟包全扔了下去。然后就拉着我和二弟到窗户边，先推着我俩依次钻过窗户蹦下车去，而后他和父亲也就跟着跳了下来。
这时候我们才看到所有村里一同来的人都在这里跳下了车。还没等我们站稳呢，后边就一阵阵地喧闹起来了。姑父大声地说，“打烟的来了，赶紧跑！”说罢就领着我们顺着铁路就是一阵急跑。
跑没多远就看到旁边有个小院，院门口被葳蕤生长的竹子遮掩着。姑父就领我们跑到了院子里，藏到几处房屋的后边。他示意我们不要作声，大家都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时从屋里出来了一人，他好像看到了我们，但并未询问，就径直走出了院子。
少顷，就听到有急匆匆的脚步声赶了过来，好像是几个人的样子，在院门口停住了。就听有人在问：“你看到几个背烟包的人没？”就听走出院子的那人回道：“他们好像往那边跑去了。”接着就听着到“咚咚咚”跑远的脚步声。
这时父亲就想出去，姑父连忙拦着说，外边应该还有人，咱不能往那边去。他看看身边的院墙也就一人高，就上到旁边的木凳上，伸头看看墙外，就把我和弟弟先扶上墙去，让我们从这里跳下去，随后把烟包也扔了出去，最后他和父亲才翻出墙来，带着我和弟弟顺着墙边，径直往外边的田野就跑去了。
这家房子的背后就是成片的稻田了，我和二弟各自背着烟包，跟着姑父和父亲气喘吁吁地沿着田垄跑。因为怕后边有人追，所以就不顾一切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稻田里的水早已把两只鞋灌满了，“呼哧呼哧”地响着。一阵猛跑之后，我们来到一条大公路上，大家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远离了车站这个是非之地了。
姑父和父亲辨认了下方向，就决定向南边去。谁知道刚走了一两公里的样子，在一个路口又被几个穿制服的人给拦住了。原来他们都是车站的，在这路口设卡截烟呢！摊上大事儿了，这下姑父也没辙了。
无奈之下，父亲就只得和这几个人说好话，净讲些家里的难处。他还把我拉到这几个穿制服的人面前，说这是俺的大孩子，正上高中马上要考大学了，这不是想给他凑学费么？要不然谁会跑这么远，来您们这里卖烟呢？还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也都在上学，这出来多么作难，不也是为的孩子么！姑父也来帮腔，好话说尽，央求他们网开一面。几人起初是坚决要把烟给没收了，但在父亲和姑父的苦苦哀求之下，又看看背着烟包的我和二弟，最后还是通融了一下，罚了我们五十块了事。
姑父和父亲又雇了台机动三轮，拉着我们和烟包去大悟县城了。到了收烟的地方，卖的很顺利，原本带的中三烟，到这里却卖成了中二号，价格一斤足足多卖了十几块。父亲和我们背来了将近200斤，这一下就多卖两三千块！父亲这下可乐坏了。他一改往日严肃的表情，破天荒地“呵呵”笑了起来，“这次总算没白来，虽然辛苦一点，但恁姊妹几个一年的学费都不用愁了！”
“伯，刚才咱们在稻田里跑，咋很像那电影里演的抓好人呢？”懵懂的弟弟随口问(在我们这里，叫父亲是叫伯的)。姑父和父亲听了都笑了，说他们可不是啥坏人，都是车站的工人呢！“车站的工人怎么会撵我们呢？”弟弟追着问。“你们还小，这个自然不懂，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了。”父亲说。
当年自己正年轻无知，我只是无端地憎恨这群穿着制服的人。当他们开罚款的时候，就一直在旁边狠狠地瞪着这些人，心里也在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毕业最好能分到这里来，到时候也可以好好地收拾一下这一帮子人！现在想来，那也不过是小孩子们幼稚的怪异想法罢了！人家也是在正常工作么。而自己呢？谁知道后来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真是有些贻笑大方了。
时光匆匆，恍惚间就又过去了二十多年。至如今，兄弟姊妹们也都成家立业，各自过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了，好在身体倒也健康硬朗。或许土地才是他们的牵挂，家乡才是他们的情结，在外漂泊了一辈子的他们不愿再待在城市，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回老家了，和属于他们的那二亩地厮守着安享幸福颐养天年去了。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父辈们并没向命运低头，没有逃避，也没被艰难的生活所压倒，而是选择了同命运抗争，双肩扛起家庭的重担，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把困顿的家庭带到了希望的彼岸。尽管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很多的童年趣事早已忘怀得一干二净了，可有关那些磨难生活的片段却永驻心中历久弥新，或许作为人生的特定坐标，它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历史的年轮里。那段跟着父亲去卖烟的记忆不曾磨灭，依旧清晰地呈现在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任凭时光如何打磨，总是挥之不去，丢之不掉，它如同黑夜中熠熠生辉的一盏明灯，时刻激励和鼓舞着自己不断向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