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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对春秋时期鲁国以及其他邦国诸卿排序的长期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以支撑对《周礼》（也称《周官》）中所记载的六卿分工进行重新思索。按照《周礼》的说法，周代从王廷到诸侯国的官僚制度都大致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这六大体系来划分：
当然这个排序中一个最显著的问题在于汉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此书时，关于司空部分的记载已经散失，只得以考工记补之，因而司空被降为冬官。事实上几乎所有《经》、《传》中涉及诸卿排序的记载中，包括司空在内的“三有司”地位都是明显高于司寇的：
除此之外，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周礼》其实仍有另一个重大缺陷，即对“天官冢宰”部分的理解有失偏颇、悖离了这一身份所对应职务的本质。当然这个缺陷的产生是跟战国时期各国不断发生官僚制度改革带来的混乱造成的，使得《周礼》的编纂者难免盲人摸象，将从各种复杂来源汇集的信息结合自己的臆想和理解糅杂在一起，给后世制造了一定程度的误导。尽管如此，《周礼》仍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先秦时期诸侯国官制参考模型，极大便利了后世的研究工作。
我们来看《左传》中唯一一次正式提及“冢宰”这个概念的记载：
……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左传.昭公元年）
此处晋正卿赵武（文子）以第三人称角度将郑之“当国”罕虎（子皮）称作“冢宰”。按照郑国卿制，“当国”者即上卿：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其执政之三士乎！”……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左传.襄公十年）
可见仲孙蔑（孟献子）所谓郑“执政之三士”为“当国”公子騑、司马公子发和司空公孙辄。在当年（郑简三、鲁襄十、前563）发生“西宫之难”后，原司徒公子嘉（子孔）一举登为“当国”：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左传.襄公十年）
而同一时期郑国除了六卿之外还有大宰一职：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将服于晋……（左传.襄公十一年）
旧公族出身的石㚟地位显然距离穆族出身的“冢宰”公子嘉（子孔）相去甚远，连他自己也在后来与楚人的沟通也中承认：
……郑良霄、大宰石㚟犹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左传.襄公十三年）
可见只有当时的司马良霄才是那“一卿”，而大宰在郑国只是上大夫，因此冢宰和大宰所指的对象至少在春秋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身份。前者指“当国”或者诸卿中地位最高者，而后者只是掌管公室勤务诸宦之长。
但是在《周礼》当中，《天官冢宰》一章明显混淆了“冢宰”和“大宰”这两个称呼的职权范围：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天官冢宰.叙官）
在总述部分确实是按照“当国”或者上卿的责任来描述的，但是在后续介绍其下属的部分则完全是围绕大宰展开的：
……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宫正……宫伯…… 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鳖人……腊人……医师…… （周礼.天官冢宰.叙官）
按照这个介绍，大宰的下属多是些管理宫廷杂务的人员，没有涉及任何军国大事的可能性。这里将大宰定为“卿一人”明显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卿只能是“冢宰”，不过在后文具体介绍大宰的工作内容时就再次切换回到“冢宰”而非大宰了：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大宰）
可见《周礼》的编纂者在整理六官的定义时明显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混淆了大宰和冢宰两个身份，把关于这两项职责交给同一个人来承担了。当然除了郑国和《周礼》中的描述外，其他邦国也同样存在这两个概念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