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的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一年，这场热浪遍及当时的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天气异常炎热，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张德二经过研究换算，发现该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超过了40℃，7月25日更是达到了44.4℃的峰值，而这个记录至今也没有被打破。
关于这一年的高温，清朝地方志多有记载，《浮山县志》有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浮山县便是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明清时期属于平阳府，这里从五月份开始便进入高温天气，导致行人多有被热死者，京城高温更为严重，该地在京城做生意的也有被热死者。
《续天津县志》也记载，“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从五月开始天津天气便变得酷热难耐，就连土石都被晒焦，屋顶上的瓦片都被晒裂，同样多有百姓被热死。
《青城县志》则记载，“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以西，清朝隶属于武定府，这里干旱肆虐千里，就连室内器具都热的发烫，树木也因天气而枯死，六月时为躲避高温多有天津人士南逃至此，多有路人被热死。
《续东华录》则记载，“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直接在“暑”字前面加了个“威”字。
《高邑县志》也记载“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便是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乾隆年间隶属于赵州，从其记载不难看出，天气热的让人难以承受，就连墙角阴凉处都如同火烧一般，中午时分就连铅锡等金属都被晒化。
当时，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在京城，根据他寄往巴黎科学院的信件所述，当时北京城的老人都说，从未见过如此高温的天气，而他又统计了当时朝廷官员上报的各地灾情，表示光是北京城内及城郊，仅半个月内便有多达1.14万人被热死，而当时全国死于这次“热灾”的，则多达20万以上。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各地先后有多达48个地区向朝廷上报了这次“热灾”，以至于乾隆最终不得不公开下“罪己诏”，“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清实录·高宗实录》）。
乾隆公开表示是因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这场天灾，之后则一面下令给百姓发放降温用的冰块和解暑降温的药品，下拨一万两白银的抗高温经费，一面嘱托官员及时医治因高温导致的疾病，“添盖蓆棚，给予冰汤药饵，无致病暍””，甚至为此将牢中罪行较轻的犯人都予以了释放。
乾隆公开表示是因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这场天灾，之后则一面下令给百姓发放降温用的冰块和解暑降温的药品，下拨一万两白银的抗高温经费，一面嘱托官员及时医治因高温导致的疾病，“添盖蓆棚，给予冰汤药饵，无致病暍””，甚至为此将牢中罪行较轻的犯人都予以了释放。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又引发了北方的大规模旱灾，并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份，老百姓们不仅要忍受极端高温天气的折磨，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以致到秋天时大量难民开始涌入京城，一时间京城人满为患。
面对流离失所的难民，乾隆要求京城及周边各地广设粥棚，搭建临时场所，安置蜂拥而至的难民。同时，为了避免瘟疫爆发，乾隆还要求各地在设粥场的时候，注意保持间隔距离，防止人员大规模聚集引发感染。
至于导致这场“热灾”的原因，有说法认为源于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大规模伐木，这种说法仍然有待查证，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张德二在《1743年华北夏季极端高温：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炎夏事件研究》中的分析，无疑更为科学一点。
张德二认为，乾隆八年（1743年）之所以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是由于暖高压系统自7月初以来直至7月26日，长久稳定地控制华北地区所致，于7月26日由一次冷空气活动而宣告结束”。至于原因，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位于明清小冰河期温度回暖期，18世纪恰好位于明清小冰河期1620年至1690年和1810年至1890年两个寒冷期之间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段，也就是说从1690年至1810年正好处于气温回暖期，而1743年又恰好位于这段回暖期中气温持续上升的过程中。
二是受太阳活动的影响，根据太阳活动峰年资料来看，1743年正好位于1734年至1745年太阳活动周的m-2年的位相上，而按照现代关于太阳活动周与盛行大气环流型的对应统计关系，在这个位相上对应于纬向环流的增强。
三是受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场的影响，研究表明，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场是影响我国天气气候的重要因素，而1743年正处于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形。
以上皆摘自张德二先生《1743年华北夏季极端高温：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炎夏事件研究》，由于本人学识有限，除了第一条之外，其余两条均未能完全理解，仅列出以供大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