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礼教，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于新文化运动后被人所唾弃、视之为封建糟粕，直至今日，在大多数人眼中也是压抑、残害人们的禁锢。与之相比，爱情似乎是它的反义词，象征着自由进步、浪漫现代。然现实并非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
礼教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提出“刑不下大夫，礼不下庶人”，儒家对君子是寄托希望的，对君子的要求亦是严苛的。贵族社会也必须遵守礼教，钟鸣鼎食。
《孟子》的万章下篇提出：‘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集大成者，圣之时者也。’而礼教对于庶人的要求则是很宽松，这是对于庶人地位地下的一种补偿。
对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缺陷，礼教也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补偿，寡母的地位崇高，如红楼梦中的贾母，正是由于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儿女，社会对于她身份的补偿。女儿出嫁时给予嫁妆，也是对于女儿不能分得家产和离开家庭的补偿。虽说这种补偿在今天看来是有限的，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它。在封建社会时期，礼教对于爱情也起着一定的保障作用。
如《莺莺传》中张生对表妹一见倾心，却不依照礼教而求娶，反而依托婢女红娘想要私相授受。面对红娘的疑问，他竟然说“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可见张生对于莺莺从来不是爱情，而是一种玩弄。
莺莺也十分清楚张生的态度，她前期拒绝张生的冷漠和后期张生抛弃她的苦苦挽留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放弃了礼教，也意味着放弃了礼教对她的保护，“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所以张生抛弃她这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
西方小说重心理描写，也很早出现了很多女性成长题材的心理小说。相反，中国古典小说中少心理描写。元明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中往往违背礼教，性欲过快结合而导致爱的界限不清晰。
那样的感情能称做真情吗？《西厢记》《牡丹亭》中只留下了才子佳人的圆满结局，却没有告知我们之后的生活，殊不知最后会不会演变为《莺莺传》。无疑，《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是不符合礼教的，《红楼梦》中曹雪芹也多处批判此类小说。
第一回中提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揭示其基本套路。
五十四回贾母在生日宴上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揭示其基本套路。
牡丹亭中汤显祖提出至情观’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死可以生，生可以死者’,这种价值观成为绝对化价值，被模仿和追求。如果按这种观念，世上也不存在至情之人，那真情也就被变成了假情。在唯物论的今天，没有人可以死而复生。
而曹雪芹则提出了另一种爱情观—细水长流。宝黛之恋流传之今，已成为了爱情的典范，然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反而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遵守着礼法教条，未曾跨越雷池半步的。宝玉日常对黛玉说的是“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这份真情无需多言。两人说的最越距的话也不过是“我为的是我的心”，且不敢与旁人说明。这份因尊重珍视而恪守礼教的心显得更加可贵。
总而言之， 古时的价值观与择偶观与今天截然不同，故不可用现代人的眼光，固守己见地看待礼教。自差偏自是的态度不可取，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