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可能没有想到，身在没落贵族且有着“雅典第一位诗人”美誉的他，因为在雅典中心广场上的一阵发自肺腑的呐喊，居然点燃了雅典人沉寂已久的爱国情怀。那种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爆发的群情，把年仅30的他，推到了远征军司令的高位。
随即，墨伽拉人于公元前629年占领的萨拉米斯岛，被他率领的雅典人在公元前570年重新夺回。梭伦如愿以偿。
梭伦为古希腊民主制度奠基
因其威望和功绩，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了雅典城邦的执政官。
针对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刑法十分严酷，商业和手工业滞后等现实情况，梭伦开始对贵族操纵的雅典权力结构中枢行使的立法、行政、司法大权等，进行了具有宪政意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改革运动。
在梭伦看来，不论贫穷或是富贵，公民都是城邦的重要组成，他们有权决定城邦大小事，并推选出他们满意的行政官。于是，他首先在雅典恢复了公民大会制度，并使其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设立了由雅典所辖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参加的新的四百人会议制度。其次，又设立了由公民选出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不仅参与案件的审理，还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再次，针对氏族制度的残余势力，梭伦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并制定了释放奴隶，废除债契，土地归还原主，城邦赎回贩奴等法律。
这些举措的推行，成为了雅典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开端。使得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都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回想起梭伦在改革时发出“此法律有效期为一百年”的承诺，希腊人至今的心中都充满着温暖与激动。
克利斯提尼确立奴隶制民主政治
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猛人和狠人的推动。睿智的古希腊，不缺这样的人。克利斯提尼是其中一个。
靠着家族与斯巴达人的力量，克利斯提尼推翻了希庇亚斯对雅典的统治。但是命运多舛，在与伊萨哥拉斯的政治角力中，虽然其改革方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克利斯提尼没有得到执政官的位置。继而在公元前508-507年间被流放。直至公元前509年，伊萨哥拉斯倒台并交出权力后，克利斯提尼才得以重新执政并继续推广他的民主改革。
此时经过梭伦改革之后的雅典城邦，地方政治派别丛生，氏族贵族之间的倾轧，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对立，再加上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林立，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和突出，国家发展受到了空前的制约和阻滞。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克里斯提尼从雅典整个部落制度入手，将雅典旧部落的贵族世家从整个城邦的政治体系剥离出来，重新构建阿提卡地区的部落划分范围。以消除互相攻讦、拥地自重的政治格局。
在克里斯提尼推动的部落划分改革中，他将阿提卡地区划分成了城市、沿岸和内陆三个大区。并用十个地域部落，取代了昔日的四个血缘部落。从而从源头上对贵族政治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削弱了他们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让不同部落之间的公民，进一步加强了融合，并表达出了比例性的政治影响力，为雅典城邦的巩固和发展确立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随即，克里斯提尼又将梭伦时期的四百人会议制度改为了五百人，扩大了公民会议的权利范围，并赋予了它对提案的审查权，和对外宣战、财政拨款及审计监督权。同时规定议员必须由等级公民经过抽签选出，只要年满三十，公民皆可参选。此举不仅使国家最高权力得以掌握在公民会议手中，而且公民都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可能。
深受僭主之害的克里斯提尼，为防止其再度滋生，在对部落和公民会议实行改革之后，又出台了全新的放逐法。根据此项法律规定，对危害国家的独裁才和政治野心家，公民可其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投票，然后将其流放十年。
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还在重新划分出的的十个部落中，推行了每个部落选出一名将军来参加十将军委员会制度，使其具有军事、外交和部分财政的掌控权，并接受公民大会的监督。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克里斯提尼改革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同时也标志着雅典城邦开始过渡到国家，并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正向我们蹒跚而来。
伯利克里的民主政治黄金时代
当时针指向了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公元前443年—公元前429年，已经当了14年将军的伯利克里开始在雅典主政。这一期间，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大批思想家也开始闪耀在古希腊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此时雅典民主政治体系虽已成型，但民众缺乏对雅典城邦的认同。特别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加剧了本地民众的生存负担。为此，伯利克里首先对公民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规定了父母均为雅典公民的子女才可享受雅典公民权利，解决了雅典公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为城邦增添了凝聚力。
同时，伯利克里还用和平时期的战争应急动员资金建立了社会津贴制度，给予城邦建设和各行业的从业者以补贴，使城市建设和相关的商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增加了雅典的财力循环和储备。同时，也把雅典城邦建成了古希腊的中心。让公民的身份自信，自然而然的就转换成了国家的政治自信。并成了他国学习和赞誉的榜样。
在伯利克里的政治改革过程中，为充分体现民众参政这一特色，在他的力推之下，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话语权，使陪审法庭最终成为了雅典的最高司法与监察执行机关。
为了促使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还向担任公职的公民发放薪水。对于参加了政治活动的公民，也发放一定的补贴，甚至包括观赏戏剧表演。同时，尊重公民权利以及完善社会法制也开始走向正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法可治的政治目标，使国家存在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效仿。
通过伯利克里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实际上也是为后来的古罗马社会奠定了最初的政治制度蓝图和运行样板。而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让那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进入了新的黄金时代。更加值得注重的是，他的这一套理论和实践，使欧洲文明的发展有了起点，甚至为西方国家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提供了坚实的孕育土壤。
所以，日后的伯利克里认为，雅典城邦之所以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是因为法律的公平。在他看来，开放的政治如同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如我们中国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样。
民主制度过度泛滥带来的隐患
诚然，直接性的民主与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的确是古希腊民主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有诸多可以验证的事实也决定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而且，经历了三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古希腊也因此铸就了自己独有的文明。但是，从它经历过的三轮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因此看到了这种民主政治的狭隘与弊端。同时也印证了我们中国古老的道家在《鹖冠子·环流》里所提及的“物极必反，命曰环流”的哲学道理：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极限,超过某种临界点，其得到的结果必然相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希腊民主制度任凭它如何优越，总是逃不过事物的两面性。不管是梭伦还是克利斯提尼，甚至民主制度黄金时代的伯利克里，他们为古希腊蕴育出的那片“桃花源”，也留下了诸多与他们理想背道而驰的弊端。
比如放逐法的实施，表面上那些危害国家的人受到了惩罚，但有很多事实是当权者的刻意渲染与肆意夸大，引诱并利用了公民的投票，沦为了当权阶层铲除异己的工具。最直接的恶果就是致使当时立过战功的人，被无端放逐。
再比如其所谓的“一切政事，主权在民”，如果深挖其里，其实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阶级性。从而也使街头聚众演说，沦为了煽动民情的主要工具，最后导致多数人暴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国为缺乏对群体决策必要的制约，所以这种直接性的民主免不了会带有草率行事的江湖息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意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让民主制走向极端。比如陪审法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以公民意志高于法律来进行决策，产生了很多冤假错案。
苏格拉底为此就曾发出过振耳发聩的声音。他在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8位将军辩护时明言：少数人的感性认识，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因为他们无法还原战时的真实环境。陪审法庭只能通过专业人员的专业调查，再给出法律上的论断。但最后的事实是，雅典的陪审法庭还是处死了那将八个国家英雄。
当然，纵观古希腊民主制度推行的整个过程，少数服从多数，片面强调执政数量，也是这种民主制度的一个致命缺陷。可以想见，当多数执政者素质低下，善恶不分，那会是怎样一种的万动不复！所以，也就不难直视这种制度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使统治变为了专制，基本的人权也不得不放弃，从而也就背离了民主最根本的宗旨。
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当时城邦发展而留下的工商业产物，但它不因势利导、适时调整，却是这种制度留下的隐患与遗憾。我们不否定它的优越性，但也不能无视他的危害性，这也是雅典只能偏安一隅，而始终无法统一古希腊地区的根本所在。
关于民主制度的起源争论
有人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归功于人文地理和奴隶制基础，其实这都不完善。我们承认地理因素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特征，并形成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公民大会、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这样的政治体系，这对于城邦制的寡国小民而言，倒也无可厚非。但要从一个大国发展的角度出发，这种狭隘式的民主制度，在格局上就显得不够看了。所以说，人文地理起源说，只是表面。
而把奴隶制基础作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起源，也不够准确。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一书中，作者芬利就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讨论了古代城邦政治的特点，并把古代政治与近代政治相对照后得到这样的结论：古希腊的民主，是自由和奴隶制携手并进。但他忽略了古希腊民主产生的时间以用民众的自由程度。
更有一说是贫富争斗是起源。其理由是君主败给了平民与贵族后，工商阶层又以财富为筹码，联合了平民将贵族又赶下了台，这才产生了古希腊的民主，并一直沿用。
其实从古希腊的三个改革过程来看，关于民主制度的起源，其实不能归结到一个点上，它的形成，因素很多。准确的说，这是一个众多因素共同形成的一个结果。因为这其中地理环境是主要因素，而奴隶制经济是其基础，小国寡民的心态则是保障。三者融合在一起，才使得这种民主制度得以存在并延续。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经过多位政治家的不断改革形成了后期相对完善的民主政治。
现代西方社会继承了原则与精神
不可否认，通过公民会议、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这三个机制的共同推动，使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初步形成了主权在民、轮番而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改革过程，最后才形成了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原则，其优越性更是十分明显。因此，近代西方社会在运用自由和民主这一块上，充分吸收了古希腊民主政治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并成为其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
但在具体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与近代乃至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与不同。其最主要的区分，在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其具体的表现公众参与和公众决策，从本质上来说，它服务的对象是大众的利益，其份量也是以大众为重。
而反观现代西方社会所推行的民主政治，却是一种代议制的民主，是古罗马法治延续出的自由民主制，政府具有责任性。在这种制度下，《宪法》才是拥有最高权力，而民选代表则没有。其具体的表现是精英阶层在参与，精英阶层在决策，因此，服务的份量方面，大众阶层的比重自然就会降低。
鉴于上述分析，以及现代西方社会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制的实际运作方式和效果来看，它只是借鉴或者继承了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平等自由的精神。即便如此，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还是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其政治活力，仍然在现代西方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原因》；
2、《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近现代)》；
3、《雅典政制》；
4、《古代世界的政治》；
5、《雅典的民主、僭政与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