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伪复谁知

请看以下几个人的表现：
其一：敌国军队进攻都城，要求国家割让三块地方，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坚决不同意，向中央建议：敌人人贪得无厌，如果必须割地只能割一个地方；二是敌人非常狡诈，不要以为答应了条件就万事大吉，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将敌方来使安置在外面，防止窥探虚实。后来国家拟割让三个地方以求双方息战，派其洽谈割地事宜，他认为有违自己底线，三次请辞。
其二：为了救亡图存，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奋不顾身的刺杀当时的统治者，事败被捕，在狱中他坚守秘密，并写下了慷慨激昂的绝命诗。
其三：抗战初期，日军进攻北平，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军队经过战斗最终被迫撤出，作为市长，他却没有随军队一同撤出，而是打开城门放日军进入，并贴安民告示，被一些人称为“华北特号汉奸”。
对这三个人，我们总觉得前两个是响当当的汉子，是革命英雄，最后一个好像是个汉奸。
看到这里，或许我们都会这样认为，别急，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人后来被敌方俘虏，在敌国生活了几年，但他运用智慧逃回本国，原来的许多同事都认为他忠义为国，于是受到重用，做到宰相一级的官职。
第二个人后来出狱后继续追随革命，并且提出了“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烟”的“六不主义”，成为当时政坛里的“道德完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严厉斥责张学良，并以辞职表示对不抵抗将军的愤慨。“一·二八”事变后，他提出“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采取积极措施抵抗侵略。
第三个人后来离开北平回到南京，大家都不待见这个“汉奸”，但他靠着老领导担保和帮助当了军长。
到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对前两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对第三个人有些不解。我们再往下看。
当上宰相后的那个人，他排斥异己，打压朝臣，为独揽相权，与敌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杀害了抗战派将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其卖国投降行径受到后世唾弃。
斥责张学良的那个人后来跑到敌占区，公开叛国投敌，在敌国的扶持下成了新政府，并成为政府的首脑，从此他的形象成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
当了军长的那个人带兵开赴战场，每逢日军必死战，积军功至集团军总司令，在最后一战中，身先士卒身中七弹，为不被日军俘虏，拔剑自强，壮烈殉国，“汉奸”不再是汉奸，成为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说到这里，对历史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了吧。
不错，第一个是秦桧，第二个是汪精卫，第三个是张自忠。
前后变化如此跌宕起伏，让人不禁唏嘘感叹！这里无意对汉奸开脱，想一想秦桧、汪精卫在年轻时也曾热血满怀，面对社稷倾覆也是慷慨激昂，敢于赴死，奈何岁月无情，环境际遇在变化，人也在悄然改变，初心不再坚守或者不知不觉的在放弃，时过境迁，蓦然回首，当初的热血少年却成了千古罪人。也许是造化弄人，也许是形势所迫，也许是本心如此，之前只是在进行角色扮演。忽然想起来一首诗，或许能让大家思考其中的个味：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人生哲理更浓浓：对人对事要有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从整个历史考量分析，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妄下结论，否则周公就再是周公，王莽也不再是当初那个万人推戴的谦谦君子了。周公在辅佐成王的时期，当时包括其兄弟蔡叔、管叔等人都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曾经因此公开反对周公辅政，流言蜚语让周公心交力瘁，不得不辞去相位，但历史证明他对周成王一片赤诚，他不是想篡权的权臣，而是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简朴谦恭，礼贤下士，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装，为的是代汉自立积累人望。但如果周公和王莽在真相大白之前就去世了，那么他们一生的真假又有谁能知道呢？
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会在某个阶段表现出特定的形象或行为，但这并不一定能代表其真实的本质。如果在关键的真相揭示之前生命就结束了，那么他们真实的面目和内心的想法就可能永远被掩盖，难以被世人真正了解。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
往往一个人越是表现楚超出常人的完美，我们越应该警惕这是不是一个假象，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要轻易下结论，更需要多方位了解和长期审慎的观察。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文学，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开皇八年（588 年），隋文帝杨坚任命杨广为行军元帅，统领全军攻打南朝陈。隋军攻下南陈的国都建康后，杨广严格要求全军秋毫无犯，下令封闭南朝陈的仓库，将里面的东西悉数上交国库。开皇十年（590 年），南方多地发生叛乱，杨广被派往南方担任扬州总管，负责经营南方地区。他在南方待了将近十年，期间通过恢复和赞助佛教活动，逐渐消除了原南陈统治区人们的敌意，南方日趋稳定。这一做法也赢得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欢心，因为他们二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每次朝廷的使者来，他和妻子萧氏在大门外恭候，身边只留一些老弱侍女，吃穿用度极为朴素，在父母面前表现的特别孝顺老实，平时也是的作风简朴、不好声色，颇得好评。而当时被立为皇太子的杨勇，也是颇有才学，为人也有宽厚长者之风，但做事轻率，生活奢侈，尤其是在纳妾这一事上让老娘独孤皇后非常反感（杨坚夫妇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定践行者）。杨广趁机恶意中伤杨勇，还收买宰相杨素，散布杨勇求神占卜、想要文帝早死的谎言。最终，杨勇被废，杨广于隋朝开皇十二年（600 年）十一月被册封为皇太子。
直到隋文帝临终前，才发现杨广是一个好色凶残、隐藏很深、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为时已晚，只得抱着“独孤误我”的遗憾离世。
如果说隋炀帝是为达目的善于主动伪装的集大成者，那么还有一位皇帝，不知是否引起过大家注意，和隋炀帝相比有过之而不及，只不过他最终的历史形象被定格为“小太宗”，他就是唐朝第十六任皇帝唐宣宗李忱。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李忱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有唐穆宗（异母兄）、唐敬宗（侄子）、唐文宗（侄子）、唐武宗（侄子），李忱的母亲原来为镇海节度使李琦的侍妾郑氏，李琦造反失败后，郑氏被没入宫，后来生下李忱。由于母亲是作为罪臣家属抄没入宫的，李忱在宫廷的地位可想而知，或许成长在这种环境下，让其从小就显得有些敏感懦弱、不太说话，宫里的人都认为他“不慧”，也就是说被认为不聪明，估计这也是客气的说法了，可能大家认为他有点呆傻、智力欠缺。早年又一次在拜会太后时，遇到刺客，虽经卫士奋力保护，有惊无险，但是从那之后，李忱更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以至于大家认为他被吓傻了。但从以后他的表现来看，或许这次事件让他清醒的看到了宫廷的险恶，也就更加低调的韬光养晦起来。
即位之前，宫廷举办的各类皇子皇孙参加的宴会活动中，其他人都积极参与交流，或展现才艺，或高谈阔论，而李忱常常独自一人呆在角落，表情木然，目光呆滞，对周围的热闹场景毫无兴趣，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当有其他皇子故意捉弄他、欺负他时，他也不反抗、不申辩，只是默默承受，甚至有时被推倒在地，也只是缓缓爬起，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发呆。
对于读书学习，他似乎显得非常迟钝，对经史子集等知识毫无兴趣，也不能像其他皇子那样吟诗作赋、展现才华。
面对皇帝和长辈的询问，他总是回答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甚至有时干脆沉默不语，让众人认为他愚笨不堪，理解能力低下。
有一次，唐文宗宴请诸王，众人把酒言欢，气氛热烈，唯有李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表情呆滞。唐文宗见状，开玩笑说：“谁能让光叔（李忱为文宗叔，即位之前被封为光王）开口说话，重重有赏。”任凭别人讲笑话和各种逗弄，任凭大家笑得前俯后仰张牙舞爪，李忱好像一个木头人，依然呆呆傻傻的坐着，毫无反应，好似这些都与自己无关。
正当大家为这个痴傻王爷呆呆的表现毫无忌惮的取笑时，却有一个人停止了笑容，若有所思的看着这一幕。他在沉思，当一个人面对外界的各种取笑、侮辱都能无动于衷的坦然受之时，这个人要么是深受打击已经麻木，要么是城府极深一直在隐忍，但不管哪种一旦此人觉醒报复心会是很强的，除非他是植物人。想到这，李炎心中猛然一震，他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傻子。
等到了李炎即位之后，越来越觉得不安，但是光王又没有明显的罪过，自己又是刚刚即位，无缘无故杀掉一个王爷，而且还是自己的叔叔，不仅会给自己留下一个滥杀的恶名，而且会在宗室内部制造恐慌和对立情绪，说不准，有人还会借此向自己发难。
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意外情况那就不是能控制的了。不知怎么回事，光王在和玩马球时突然被马掀翻落地；在宫中散步时，忽然被东西绊倒，从台阶摔下；在大雪纷飞的午后，随同天子出游宴饮时喝醉了，又从马背上意外跌落……凡此总总，总是有意外发生。后世有人说这是故意制造意外对其进行谋杀，对于以上情况，我总觉得或许是一种作弄，抑或的确是意外情况，不太可能是谋杀，从晚唐后期的混乱历史来看，皇上都有可能被杀，何况一个普通的王爷，不过对其不尊重经常不给于正常人的礼遇应该却有此事。毕竟史书记载“武宗气豪，尤不为礼”，也就是对光王经常戏弄，当然也许是经历过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朝的波云诡谲，光王为了自保故意做出的一系列“呆傻”的表现。或许是后来传说的一件事，让大家联想起这些时，觉得是武宗李炎相除掉光王。
传闻武宗地位稳固后，对光王越来越有种莫名的恐惧感，总觉得这个人不是池中之物，欲除之后快。于是有一天光王突然被几名宦官绑架，不由分说地关了起来，几天后又被扔进宫厕，想以跌落粪坑的意外致使其死亡，毕竟之前也有先例，晋景公就是上厕所不幸掉入粪坑中而溺死的。内侍宦官仇公武对武宗说，这种人没那么容易死，不如一刀结果了算了。在征得武宗同意后，仇公武却耍了个心眼：此种人又呆又傻，便于掌控，不如暂且藏起来，万一哪天皇上归天（唐朝后期的皇帝去世时都很年轻），拥立个便于控制的王爷那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赶到宫厕，把几乎溺死的光王捞了出来，偷偷运出了宫。
民间传闻光王在宦官的帮助下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的镇国海昌院（后改称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曾和黄檗禅师云游四方。此后，宫里少了一个王爷，民间多了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僧人。二百多年后，身为杭州太守的苏轼曾到此处，听说了这段传奇之后，有感而发，特地留下了一首诗：
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
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这说明唐宣宗曾出家为僧的故事在宋代已流传甚广。当然这段历史是真是假众说纷纭我们亦难考究，不过从后来唐宣宗的一系列英明表现来看，说明他对底层社会的各种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观察，深知民间疾苦和各种弊端，由此来看，宣宗在即位之前应有过接触基层社会的经历。
如果说故事到了这里结束，光王只能算是是历史上千万个王爷的一员，或许后世会把他与雍正帝第五子爱新觉罗·弘昼放在一起，以“不慧”王爷世家为他记上一笔，兴许还会把他和晋惠帝相提并论，提高一下知名度。但历史吊诡之处就是在你认为对未来不再抱有幻想，将以当下方式过此一生时，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急转车，让你换个赛道再出发，活出精彩的下半场。48岁的之前的刘邦，当个亭长，呼朋唤友酒欢海吹，也很惬意，他没想到经逢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竟成为了一个王朝的开创者；被乡里叔婶夸为谨慎厚道的刘秀，年轻时是种地的好把式，没想到几年的功夫会成为一代帝王；41岁之前不善骑马、拉不开弓，整天陪着梁武帝下棋的陈庆之，没想到被赋予军权之后会成为让北魏闻风丧胆的“战神”。时也、命也、贵人也，或许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意思。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天，正值壮年的唐武宗李炎病危。古代帝王，系一人于天下，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 时局的走向，往往这个时候也是野心家最为活跃的时候。此时早已被世人遗忘的光王，忽然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一直被人们视为智障的光王坐在了长安城金銮殿上的宝座上。在登基大典上，宦官仇公武等人站立在新皇旁边心安理得的接受者百官的朝拜，汹涌澎拜的幻想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认为也会像前辈鱼朝恩、仇士良掌控这个庞大帝国，通过控制一个“不慧”的智障皇帝，来操控这个庞大的帝国。
可是很快他们发现他们错了，这个“提线木偶”不再是个傀儡，大唐依然姓李，而且比之前更坚实，他们只是做了嫁衣裳。
没多久，他们发现眼前的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举止从容，眼神坚毅，说话一言九鼎，处理朝政井然有序，之前的那个痴傻之人好像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变得精明无比!
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宣宗李忱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对李党成员或罢黜或贬官，同时迅速更换中枢要员，建立了执政班底。从宪宗朝末期开始的牛李党争，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朝之后，被新即位的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结束了。
为禁止内臣外臣相互结交乱及朝政，对于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宣宗及时亮明态度，让大臣们明白：朝臣禁止结党，哪怕一点苗头都不能有。马植是在大中二年入朝为相，工作相当不错，但是两年之后，突然毫无征兆的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朝臣都觉得不可理解。
后来大家才明白：原因来自一条“通天犀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宣宗赏赐了拥立有功的马元贽。但赏赐未必代表信任，提防和猜疑或许才是帝王心里最原始的本能。
在一次朝会上，宣宗却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这一细节引起了宣宗的警觉：内外大臣有相互结交的可能。宣宗直接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惶恐，说出实情，随即被贬。

其实这一事件也充分显示了宣宗的政治敏感性和果断的执政力，但也是敲山震虎，言外之意尽明：尽管没有处罚拥立有功的马元贽，但是马植的被贬是因你而起，你以后不要再想着结交朝臣，你能拥立我，今后也能拥立别人；其他群臣和宦官也不要有这个念头，如果有，马植就是你们的榜样。宣宗以此表明：我既不会像文宗那样受制于仇士良，也不会像武宗那样被宰相李德裕所左右，我是大唐的真皇上。
还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在泾阳县遇到一个樵夫，就问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他治理政务怎么样?”樵夫说：“这个人固执不灵活。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也没多说就走了。没多久，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拜谢，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誉，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少之又少。李行言受宠若惊很是纳闷，宣宗直到宣宗告诉他了前因后果，李行言惊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他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成最早的内参，命名为《处分语》，仅供他一人参阅。有一回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汇报工作，出来后忍不住对人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其实宣宗在他到来之前早就通过《处分语》做足了功课。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很能说明宣宗善于驾驭人心。宫中有一些打扫卫生的杂役，宣宗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下次见面也不会叫错名，有时谁要是生了病，他还会专门去看望，这让宫里的仆役甚为感动，一直到唐朝灭亡后，还有人思念歌咏对他念念不忘。
《旧唐书》对宣宗评价颇高：宣宗大智若愚，外晦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当文、武之时，常以见疑，遂深自韬晦，含垢隐忍，至少长贤愚，视之疯癫者不可胜数，然亦因此终得脱祸。待亲掌权衡，身登大宝，接待群僚，决断庶务，器识深远，剖析分明，人方见其隐德焉。以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故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延纳谠言，大修政事，倡导节俭，奖擢勤能，惩戒不法，于是权豪奸猾之徒，阉竖宵小之辈，皆屏气敛迹，俯首畏尾矣。
或许对宣宗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比如因为怕玩物丧志就杀了喜欢的美女，人性上太残忍；每次批阅重臣奏章必焚香洗手之后才阅览，像个优秀的演员；在泾阳县因为一个樵夫的一句话就对泾阳县令赏赐提拔，让人感觉有点轻率……不是说县令做得不好，而是听到一个樵夫的话之后，宣宗就先入为主的对县令产生了好感，这也为今后县令的提拔埋下了伏笔，不能单凭对县令几句话就说县令干的好还是不好，对人的判断需要从多方面多维度长期的观察，对官员更是如此，仅仅凭一两个人的评价就决定对一个官员的升迁是轻率的。当年汉文帝巡幸上林苑，文帝向上林尉了解上林苑中的情况，连续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吞吞吐吐，紧张的不能回答。这时，旁边的啬夫详实的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很高兴，觉得啬夫是个人才，就要提拔他为上林令。这个官职比上林尉官职还要高，相当于破格提拔。跟随汉文帝一同前来的郎官张释之却却说，周勃、陈平都是我朝德高望重、能力突出的重臣，但口才一般，可见口才不好的人，不见得就差。并且说：
“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措不可不审也。”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陛下仅仅因为这次视察发现啬夫口才好，就破格提拔他，那么大家知道后都跟风练嘴皮子学习口才不重实务，以求破格提拔，上行下效，这对国家、对社稷可是大大的不利，陛下你可要三思啊！汉文帝于是就收回了破格提拔啬夫的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讲，泾阳县令得到提拔和赏赐，杂役对能够记住自己姓名的宣宗感恩戴德，这些表面上看好似宣宗明察秋毫、注重细节，注重从只言片语和小事上把握关键，让大臣们审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敢欺骗他，其实当大家慢慢摸清了他的心理后，反而故意以小心谨慎来赢得他的好感。宰相宰相令狐绹就曾说过：“我秉政十年，皇上对我非常信任，但是在延英殿奏事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令狐绹在宣宗朝任宰相十余年，史书对他并没有什么政绩记录，但他特别得宣宗信任。令狐绹的这番话，从表面上看，以自己奏对时紧张的汗流浃背才能跟上宣宗的思路，来衬托皇帝的英明；以老实诚恳来的语气说明自己不敢耍小心眼，让皇帝放心。看似贬损自己实则是个官场老狐狸，他深知宣宗是个精明之主，猜忌心强，虚荣心胜，在这种外宽内忌的君主面前，只有表现出老实谨慎心悦诚服的样子，才能让皇帝放心自己。君臣两人，一个是惺惺作态，表现的宽宏大度；一个是故作惶恐，表现的忠诚可靠，堪称官场绝配演员好搭档。
当时就有个大臣对皇帝的这种表现看的非常清晰，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韦澳。唐宣宗继位后，任命周墀为宰相，周墀询曾问韦澳：你看我能力小责任重，怎么干才能当好宰相？韦澳回答：愿相公无权。周墀很惊讶，问为什么。韦澳解释说：有功奖励，有过处罚，这是皇上的权力，您和皇帝保持一致就行，千万不要想着去改变皇帝的意思，这样自然君臣和谐，您才能当宰相。但周墀是个直性子，当了不到半年，就因再三劝告唐宣宗收复被吐蕃占领的河湟18州，触怒宣宗，被打发到四川去当地官了。
唐宣宗后期想任命韦澳为户部判使（唐朝后期高官，与度支使、盐铁使在当时谓之三司，主管财用出纳，皆由重臣领使，掌实权，后期以宰相兼），但韦澳无论怎么说都不去。韦澳外甥非常不解，问为什么，韦澳说：现在朝廷时局越来越不如以前，都是因为我们这些高官贪恋权位啊。韦澳当过户部官员，他知道在此时国家税收比武宗时少了整整四分之一，唐朝每年钱都不够用，只能提前征收明年的税收，导致江南时常发生兵变民变。这还不是主要的，他清楚宣宗这个人表面上对人示以恩宠，实际上疑心重重，而且“知为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节”，缺少治理国家应有的宏观格局和气魄，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事，稍不合意就会引起皇帝猜忌，很难放手干些事。
唐宣宗的精明更多的体现在驾驭群臣维护皇权上，缺少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大智慧，当时一些突出的问题矛盾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只是在其强势的压制下暂时掩盖。对下更多的是通过小事而采取的权术驾驭和威服，对外只是为了树立一个好皇帝的形象而没有实质性的为政措施。和他的祖宗太宗相比，内心缺少真正的“诚厚宽仁”，群臣对其畏服，而不是心悦诚服，所以在其死后，朝臣继续结交，宦官继续猖獗，他身后的继承人又是被宦官拥立，非其本意。可见对于宦官擅权的情况，只是在其在位时被压制，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新唐书》说他“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自是而后，唐衰矣!”
但不管怎样，唐宣宗不是碌碌无为之君，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经在他的治理下出现了最后一次出现治世，由不得猜疑宣宗具有其他皇帝所不具备能力和才华。至于毁誉，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功过后人随意评了。
人性是复杂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或许会展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特点，正如人们所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做好事的人和做坏事的人”。人性很难用非黑即白来判别，真也好伪也罢，有些或许是在特定的环境的表现，或许也是人的适应能力的变化。有个历史人物叫裴矩，他曾在隋唐两朝为官，历史评价他在隋朝是佞臣在唐朝时忠臣。在隋炀帝时期，为迎合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提议邀请西域各国到洛阳参观天朝盛世之威，并安排上百台大戏，延续一个月之久，消耗巨额银两，还全面负担使者的吃喝住行，甚至用绢帛缠在树上，营造“盛世”假象。他的这些行为更多是为了满足隋炀帝的虚荣心，而不是从国家和百姓的真正利益出发，因此被视为佞臣。而在唐朝，他建议唐太宗对遭受突厥侵害的受害者给予抚恤，得到百姓赞许；当唐太宗用计试探官员受贿并要处斩受贿官员时，裴矩敢于当庭直谏批评唐太宗，被认为是诤诤直臣。这种两面人生值得玩味。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深刻地指出了裴矩在不同朝代表现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态度和朝廷的风气。也就是说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人，就如“橘生淮南为枳，生于淮北则为枳”，至于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真伪，不仅要看其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还要多从时间空间多考虑吧！但等你剖析透彻明白了真相之后，或许会发现好坏真伪又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