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侵犯三边分区，吴起县多次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宗维岳和宗永龙第一次就长途随军，担架队由县政府秘书白纪年任大队长，全县以区为中队，每区50副担架，每副担架5个人，共250个担架，1250人。从3月底出发，他们先后经过蟠龙之战，普萨山之战，合水之战，环县之战，定边之战，沙家集之战，后于8月中旬返回了吴起。
解放后，在建国时期，从合作社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宗维岳就和康全功两人一直担任村里的领导人。宗维岳为正职，康全功为副职，加上大队的支部委员和农田基建队队长，还有贫协主席等这些有关人员，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稳定而团结的。后来，老社长退到了二线，由康全功担任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高海周由大队运输队队长，提升为大队队长。康全功为正职，高为副职。
高海周上台两年之后，这个领导班子的风气渐渐就衰败了。因高家户族大，人多势众，高海周在户族的捧拥下，腰肝就硬了，因此在一些问题的讨论和处理上，多数都由他说了算，压根没把康全功和其他支部委员放在眼里。由于他成分好，是贫下中农，所以明显在村里占了上风，说话做事，强词夺理，不按事实，把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搞成了一锅粥。
新社会十几年，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户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的尖锐。在一些个人利益上，高海周就会表现出某些亲族观念，而且一般来说，他身边最亲近的也往往是自家族人。而刘砭刘姓的一大族人中，多数人家成分比较高，因此平时尽量克制，好多事上轻易不出头露面。杨青宗姓人中，也不乏有几条汉子，不服气高海周，常常曲里拐弯向他挑战。在许多的情况下，宗家闹不过高家，因为村里的权力在高海周手里，加上高家人多势大，好多群众惹不起他，只好忍气吞声，睁一眼闭一眼。因为那个年月，家家缺粮，惹下他到吃返销粮和救济款时，他处处克扣你，卡住你的喉咙，你如何能活得下去。因此，好多群众对高海周的所作所为，已是习以为常了。
这种状况下，我的大哥康支书就显得有点孤独，身边无依无靠，始终都是一个单杆司令。他平时关爱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帮助。在群众的拥护下，他的工作就顺利的向前发展。好多时候，康支书和管生产的队长宗德兴两人，对高海周的许多过头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只是，但有三分奈何，他们还是不愿和他争言斗气。可你让他一尺高，他还要进一丈，在这样的场面上，往往会引起宗德兴那个火暴脾气，两人高言低语起了一些冲突，久而久之，两人不免会产生一些相互的矛盾。
至于宗德兴，性格倔强，处事公正，吃软不吃硬，遇到不平事，总爱讲个理，抱打不平，但做事方面倒很有分寸。无论谁，他都不专门寻人家的不是，从来不欺负那些可怜的人，赢得村民对他的喜欢和敬重。由于他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他19岁那年，杨青村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吃苦能干，带领社员上山修梯田，打坝，植树造林，搞农田建设。他的成绩受到了村民的一致赞誉，也受到公社的高度认可。合作化时期，城关公社书记王照安看准了他，抽他到公社当了脱产干部。
在公社当干部期间，他办事一向隐妥可靠，遇事敢作敢为。那时的干部，常年下乡搞基层工作，因他出生在农村，对乡村工作熟练又摸底，加上自己吃苦能干，因而深受群众欢迎。那时候农村有报纸，山沟偏僻的村庄，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能看。但宗德兴时常报纸不离身，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事，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了很多的书，懂得很多的道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群众特别有吸引力。
他下乡时在郭沟门村蹲点，非常注重让村民们学习文化知识。他听老父亲经常讲，说你老太爷在世时，再三叮咛，让后人时刻记住，无论走在哪里，都不要忘记给当地群众传播文化知识。老祖宗的这句话，时刻牢记在他的脑海，平时在劳动和生活中，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村里有个年轻人叫张兵，经常跑到他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越听越爱听，表现出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宗德兴在村里开社员会时就说，咱们村有好多的青年都想学习，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这个提议，都很高兴。宗德兴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当天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村民多少都能认识一些常用的字，当然是认得越多越好。
他的办班方法是，利用墙壁刮平，用锅煤刷了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他先从这些基础汉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字。首先让每个人写会自己的名字，他说，先认自己，再认别人。另外，他教人们学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然后开始学习农民识字课本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常用的字，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慢慢教他们更多的字。宗德兴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把大家召集起来开扫盲班。他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拉话闲聊的形式，村民们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增长了见识。有好多社员学文化后，渐渐会记工分了，给自己家庭记个流水账，给亲朋四友写个简单的信。另外，陕北山大沟深，土地面积不少，但真正能种的良田并不多，因山高坡陡，在山上种植粮食，广种薄收，农民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所以打坝地非常重要。因此，他下乡时走到哪个村，就带领社员在选好的哪个沟里打土坝。坝打高了，山水流下来，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粮食产量自然就高了。所以宗德兴下乡时非常重视打坝，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就这样，在他当脱产干部的那些年，无论在哪下乡，都要为那里的父老乡亲们教了很多的文化知识。也因他工作有能力，走到哪群众都欢迎他的到来，也得到了上面一致的表扬。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大生产。他响应党的号召，返回杨青村重新务农。不久被选为大队青年团书记，领导青年人工作，带领青年学文化，读书看报，给青年讲做人做事的好多道理。他认为我们首先要学会做人，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那你做出来的事肯定不是人事。白天，他带领社员扛着锄头上山，给庄稼锄草追肥，忙活一天。晚上召集青年开会学习，他在炕桌上的煤油灯下，给大家念文件。他说我们青年组织历来都是党的助手，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工作都积极配合党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他带领青年团，为了响应党中央在全国青年中广泛开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和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组织青年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向雷锋同志学习等活动，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后来，一队的社员又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说什么也不答应，说他把青年团管好就行了。因为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各项工作，要吃苦在前，要操好多的心，比较劳累。大集体年代的那个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阳山种啥，背山种啥，川台地种啥，春种，夏打，秋收，冬藏，各料庄稼的耕种下籽，追肥拍土等各路人员的分工，田间地头一切铺排，都要队长来安排。所以在农村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因此，遇到一个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
为此，大队党支书康全功给宗德兴讲，兄弟，你既然被村民选为生产队长，就说明大家信任你，你就上任，好好干，干出来个样子。队长是一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你呢。如果选上个不着边际的人，干不好会影响咱们这个队的收成。拿你的才干来说，当一个队长不在话下，绝对能干好。我和社员们都希望你站出来，发挥你的才能，领着社员好好干一场。宗德兴觉得康支书作为大队支书，还兼赤脚医生，又忙又累，还对村里的事这么操心，百忙之中，几次来找他谈话，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深受感动，他回头想，没非是自己错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本村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为村民服务，为党做一些贡献。想到这里，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队长的职务，踏踏实实当了这个生产队长。
后来，村民们都很拥护他，社员们遇到了纠纷的事，都撵来找他给解决。他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少年在杨青村和洛河川的宗石湾村，说大事议小事，在户族中也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顶梁柱。这么多年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他带领大家一边搞生产，一边派一些人出外搞副业，提高生产队的经济收益。社员由原来每天1毛5分钱的分红，提升到了2毛5分钱的分红。好多超支户社员都快打清超支款。大家都非常高兴，都说有他当队长，为大家谋利益，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他工作硬扎，能力强，处处得到社员和上面的好评。正因为这些，他和康支书两人在村里是让高海周最头疼的人，甚至成了高的一块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