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第23章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德：最早写成“惪”，从直从心，意为心直善良，不违背良心，后在“惪”左边加上表示行为的“彳（chi）”，意为行为正直，不违背良心。

    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这种天生之性叫“德性”。《礼记》有云：“尊德性，道问学。”意为：我们要尊重与生俱来的善性，还要通过学习来养护这个善性。

    《中庸》也曾说：“率性之谓道。”意为我们能按照这个先天的善性去做事就叫“道”，“德”是“道”的具体表现。

      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照自己先天的善性去做事，就叫“无道”，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修正这个“道”，所以《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敎。”《三字经》也说“苟不教，性乃迁”。

      孟子也在他的《孟子·告子上》中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就是把“放纵的心”收回来，找回自己的善性。

    本文的“德”意为：福德！

      桓魋：又称向魋（音tuí），子姓，桓氏，东周春秋时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掌控宋国兵权。

      司马桓魋是宋桓公的后代，桓氏先祖，深受宋景公宠爱，他的弟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

    《左传》记载，桓魋兄弟五人：向巢、桓魋、子牛（司马牛）、子颀、子车。因宋桓公有个儿子叫肸（xi），字向父，向父的后人有的称向氏，桓魋的大哥向巢便是其一。

    桓魋原称向魋，后来改为桓魋。桓魋兄弟五人当时在宋国都是令人仰慕的。老大向巢任宋国左师，是名义上的军队统帅。

    老二桓魋为司马，握有兵马实权。老三子牛身为贵族，是孔子的学生，也有自己的封邑。老四子颀和老五子车跟着老二桓魋做事，也是当时威名显赫的风云人物。

    当时的桓氏家族是蓬勃兴旺的望族，权势炙手可热。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上天要降福德于我，司马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说这话是有历史背景的！

    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卫国，最先住在子路的大舅子颜浊聚家，后又搬到子贡的外公蘧伯玉家。

    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恭敬，时常问政于他，但只发俸禄不重用他，孔子郁郁不得志，第四年，卫灵公去世，他的孙子蒯辄继位，为卫出公。

    不久，蒯辄逃亡在外的父亲蒯聩在晋国权臣赵简子的支持下回国和蒯辄争夺君位，失败后，蒯聩继续逃亡。

    孔子在卫国依然得不到卫出公的重用，刚好这时孔子收到了晋国赵简子的邀请，于是，60岁的孔子决定去晋国辅佐晋国国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孔子师徒一行就要渡过黄河时，孔子听说赵简子杀害了晋国的两位贤大夫窦滔（字鸣犊，主张得治，反对苛政）和舜华，并准备攻打中牟，孔子决定返回。

    何去何从？孔子正在犹豫不定之时，弟子司马牛建议去宋国，理由有二：一来，宋国是孔子祖籍地，现任国君宋景公按辈分要称孔子为叔叔。

    二来，宋国的实际掌权人是司马牛的哥哥司马桓魋，也许可以通过这层关系，让孔子在宋国施展才华。

    孔子觉得有理，于是孔子一行马不停蹄地往宋国进发。路上，孔子看到了一群劳工在为桓魋修建豪华陵墓的场景时，破口大骂，并咒他早死。

    宋景公接到孔子的信函后，非常高兴，准备隆重接待孔子一行，没想到，司马桓魋提出了反对。

    桓魋说：“孔丘在卫五年，卫国国君敬而不用，可见卫君早有戒心。宋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如今孔丘师徒不速而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司马桓魋就像是鲁国的季氏，国君不过是他手里的傀儡，司马桓魋如此反对，宋景公也不敢多说，只好作罢。

    孔子和弟子们住在宋国客栈里，迟迟没有等到宋景公的消息，闲暇之余，常常在客栈内的大树下练习礼仪。

    司马桓魋忌惮孔子的主要原因是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因为一旦孔子被重用，他是主张“克己复礼”的，他绝不允许司马桓魋的僭越行为。

    为了彻底杜绝后患，司马桓魋决定刺杀孔子一行，幸好孔子提前得到了消息，带着弟子们乔装成商人，离开了宋国。

    司马桓魋带着一帮人马扑了个空，勃然大怒，为了泄愤，他使唤手下人砍了大树，烧了客栈。

    出了这样的大事，司马牛很惭愧，于是孔子一方面安慰司马牛，一方面为大家壮胆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合德天地，吉而无不利。”所以他很自信地说出了这句话。

    司马牛也因此事和桓魋反目，几年后，他的几个哥哥在宋国作乱，他便辞职奔齐。其哥失败逃往齐国，他便奔吴。赵简子和陈成子欢迎他，皆未往，后去世于鲁国。

另类的宋国

    宋国(公元前1114年-公元前286年)，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 周初被周天子封为最高爵位—公爵，国君子姓宋氏。共传三十四君，享国八百二十九年。

　  西周初期，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于公元前1114年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

    宋国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三个前朝遗民国家）”之一。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

    殷商人是很会做生意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就源于此，商部落的第七位首领王亥被称为“华商始祖”、“财神”。所以宋国经济发达，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宋国人注重礼仪文化，宋国对于古代夏商遗留的习俗保留更多，比如著名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战前还要举起仁义大旗，讲究“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儿童谓黄毛，老人谓白毛），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行为有人赞美，有人笑话，比如司马迁就赞美他“修行仁义”，有贵族风范。

    宋襄公的仁义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春秋时期，齐国内乱时，宋襄公帮助齐公子复国，代齐作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代理霸主）。二，晋国公子重耳逃亡过程中，宋襄公收留并善待了他。可见，宋襄公的仁义并不是假仁义。

    商朝立国以来，王位继承一直在“兄终及”和“父死子继”两种方案中间摇摆，并没有一个明确传承制度。

    周朝建立后明确了“嫡长子制”，宋国依然延续商代的“模糊”制度，宋襄公在国君继承方面也非常的“谦让”。

    宋国人非常讲究穿戴，在宋国人民都戴礼帽，穿礼服，越国人则是断发纹身，生活在水边。

    有个宋国人打算把礼帽、礼服卖给越国人，认为这样就能发大财，结果被众人嘲笑。客观的角度评价，宋国人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他们对商机的洞察力非常强。

    有一个宋国人用象牙花了三年时间雕刻了一片树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个人被宋国赏赐了高官厚禄，也被人嘲笑。

    但是这两个故事恰恰说明宋国能工巧匠非常多，而且文明程度也很高。能被赏赐高官厚禄也证明了宋国统治者重视手工业。

    大部分宋国人的心理还停留在商朝时期的战争、文化中，对于礼乐崩坏、战场上无所不为的新时代缺乏关注和适应。所以宋国显得特别另类，常被取笑。

      在先秦典籍中，比如《庄子》、《韩非子》，都喜欢拿宋国人来调侃，比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穿井得人”的主人公都是宋国人。

    这些宋国人似乎特别笨，特别憨厚老实，但跟那些滑头滑脑的别国人比，显得更加可爱！

    宋国是华夏圣贤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四大思想之发源地，被誉为礼仪之邦，墨子、庄子和惠子三位圣人皆出自于宋国。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国。   

　  泓水之战后，宋国国力受创。宋景公时期灭曹国，国力渐盛。战国时期，宋康王“行王政”，实行改革，宋国强盛起来，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

    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国联手灭掉了宋国，国土被三国瓜分。

    在宋国人身上，我们可以以小见大，殷商时代的人是非常讲仁义、重礼仪的，再参考西晋时期出土的史书《竹书纪年》以及近几十年出土的殷商青铜器，可以断定：周灭商，并不是文明取代野蛮，而是文明被野蛮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