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注:本文是二姨委托笔者帮她写一些回忆的文字，本文的“我”，是二姨。)
我叫韦xx，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家，今年九十三岁。去年秋天中风后，身体一度不能自理，口齿不清。在晚辈精心照料下，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目前，语言功能已基本恢复。但因清明期间不慎跌倒，原本升腾起自由行走的希望就不幸落了空，只能靠轮椅代步了。
我的父亲育了三女一子，我行二。我们三姐妹是一母同胞，大姐早两年仙游了;弟弟走在大姐之前;最可怜的是我的小妹，她日子刚好过些，患顽疾而不治，走时才六十有三。我想念他们!
亲人们常出现在我的梦里，真怀念以前团结友爱的美好时光啊!我一直有个执念:在有生之年写一些回忆的文字，让后代们知悉祖德。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到目今，竟不能提笔写字了。只好通过口述，让我外甥执笔帮记录，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回望吧。
一，前辈
我祖父家境殷实，他曾娶过三房妻妾，但一直没有生养。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礼教下，如果没人继承他的产业，没人为他百岁后“背柴刀”，他多不甘心!于是在他五十岁前，分别在村里同族的两房里“买”了两个儿子:即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绍基和叔父绍钧。
我父亲原身家庭四兄弟，他排第三，生于一九零五年。老大老二留在父母身边，最小的弟弟被卖到了厦岛村，如今每逢酒席宴请，父辈几兄弟繁衍的后代仍相互走动，但亲疏关系已然不同。
落在这样富裕的家庭，父亲小时候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我两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享年七十七岁。当时父亲三十一岁。据说那时村里人眼红祖父的家产，口口声声要吃大户，他的丧事办了整整三天，全村不开火都涌了来，上的是大鱼大肉。因父亲和叔父都是接养的，大伙不体恤。祖父去世后，原本柔善的父亲，性情大变。和乡里的纨绔子弟交游、甚至豪赌。据说那情景很夸张，赌到红眼时，白花花的银锭一簸箕一簸箕很外赔，搞得家里的运势一蹶不振。
我父亲共娶过三房妻室。我母亲是大娘，她生了我们姐妹仨。弟弟的生母是二娘，她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正常。大娘生下妹妹仅两年就病逝了。三年后，二娘也殁了。她们分别只有四十一岁和三十四岁。为了抚育妹妹，父亲续了弦，我们称她为晚娘的，她没有生养。
经历过运动，父亲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处处小心周全着这个家。我们家在村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宅，正门斜对着村里的门楼，门楼的粉墙上书写着大红的“听党的话”四个大字。这几个字还是我妹夫当年在村中心校当老师时书写的。然而我们家不走正门，而是从屋尾厨房边的小门进出。父亲说，要夹起尾巴做人。
九零年，一辈子委屈求全的父亲和说话如蚊蝇一般细的晚娘，分别在春冬辞世。当两次悼文都出现“一世和善，养子成龙养女成凤”的溢美之词时，我们深深感怀他们。
二，大姐
大姐生于1929年，她干活又好又快，零星念过一些书，随着家道中落，家里雇不起干活的人，她早早就成为劳力。十七八岁上下，由双方父母点头，便过门到邻村当儿媳妇，却也没有真正拜过堂，甚至连“丈夫”的面也不曾见过几眼。
她丈夫号称在外工作，即使偶尔夜里回来，也是行色匆匆，自个找地方悄悄囫囵着过，不想去惊动家里人。那些年苦啊，大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干的是什么事业，总觉得他行踪神秘。家公家婆见儿媳妇能干贤惠，虽舍不得她，又怕误了她。于是咬咬牙，两亲家合计，就让大姐回去了。
后来，大姐嫁给了一个矿上的工人，两口子相敬如宾，育了三子一女。那时候，工人的社会地位高，虽说住在矿区的排房宿舍，但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相互照应。大姐虽文化水平低，但心灵手巧，常揽些零活在家做，把一家子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待孩子们长大，他们也一一在矿区的单位招工入职。她女儿生得俊，人们常背地里称她为“厂花”，后来嫁给一位越南前线回来的英雄小吴。小吴在自卫反击战中经历过生死，肠子曾被打了出来，所以荣获“英雄”的美称。
顺便说一下，原来大姐那位神密的丈夫，是位地下党员，解放后成为领导。在最困难的年代里，曾偷偷找到我，委托我给了大姐一笔钱，说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自己不愿去连累别人，心里也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也怪当年的年轻与无知，希望能在经济上补偿一下大姐，求个心安。
我住在城里，大姐闲时来家陪我说说话，方便时我们便结伴回乡下弟弟妹妹家，大伙有唠不完的话。
大姐身子骨硬朗，年岁高后，子女就不乐意让她串亲了。她的生日是农历七月香(即七夕)，此后几乎每年的那一天，我们娘家人都会进矿区为她过寿。其次是正月头，我们也去给她拜年。小弟比她早走了两年，但晚辈仍骗说是弟弟给的拜年红包。矿区离娘家二十多公里的路，每每听说娘家来人，她便梳理一新，早早就拿张小椅，坐在门前街边上往娘家人来的方向巴望，九旬的她，神态像极一位盼娘归来的小孩。
两年前，九十五岁高龄的大姐仙逝。本来我想去送她最后一程的，看看她穿上我帮挑选的那套凤冠霞帔是什么样子?但小辈们不让，我只好在自己的家，燃烛点香，祈祷她在泉下体面。
三，弟弟
几姐弟中，弟弟的性格最像父亲，和善、话少，好像谁都不关碍，永远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不知是与生俱来还是与他后来的职业有关?弟弟年龄小我五岁，因是独子，一个大家庭由他扛着。扛呀扛，也从不见他喊过一声累，只见他背脊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弯了。人们笑道:“妥妥的驼钱背啊”。
要说是驼钱背，也挺形象，他在镇上的信用社当会计，一直干到退休，严谨而无争。育了三个儿子，接养了一个女儿，在儿女阵容上，和大姐是相当的。话说我们一家是沾了些书香的，到了弟弟小孩这一辈，大儿子阿勇身材高挑，是厂里的篮球主力，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如饥似渴。苦于成份不太好，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了去。因而心中无法排遣，郁郁寡欢。次子阿健书法了得，参加农民书法大赛并获奖，在八十年代，是很有含金量的。三子阿火，吹拉弹唱俱佳，高中毕业后进了县城文艺队……
再说回弟弟，别看他平时话语不多，但只要他开口，家庭里的事，最后拍板的总是他。他有一手好厨艺，尤其是煮的鱼和咸酸菜，真叫一绝。以前没有太丰富的调料，但经他烹调出来的菜，总比别人家的要精致可口。家里的生活，过得宽松自在。弟弟的家，不像标准农家，倒似介乎城乡之间的存在。
弟弟不苟言笑，似一潭深水。对姐妹的感情，虽是同父异母，但很周到和温暖。家里摆设的物件，厨房小院井边的花草，都被他捣鼓得像有了灵魂......
生产队时，弟媳是家里的主要劳力。点煤油灯的年代里，我们姐妹们每每回去，晚饭后坐在长长的木板凳上，对着大盏的煤油灯唠嗑，三支“烟枪”就开始行动了。父亲吸的是长烟斗，满脸的皱纹在叭哒叭达的声音中，显得很享受。弟弟和弟媳也陪着吸，但用的是纸卷的“大炮筒”。弟媳生过一场病，需吸烟来缓释。她这一习惯直到七十岁上下，才彻底戒掉。
记得弟弟临退休前的几个月，他信用社有两位同事曾悄悄来我城里的家，说弟弟曾经手过一笔钱，但后来这款项一直未平，想通过我做弟弟的思想工作。“免得临了退不成休，问题就大了，”
后来，我了解到是弟弟为建房和一大家的开销用度，腾挪了一下，打算用时间差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抵减欠额。我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和姐妹及小范围至亲商量，并多回合与信用社领导沟通，做了大量工作。总之，大家帮弟弟渡过了难关，最大限度维护了他的尊严。
几年前弟弟逝世时，寿享八十有四。葬礼热闹非凡，四寨八村都来人。信用社的领导和代表送来了花圈，并和我重重握了手，我知道这次握手的分量和意义。
四，小妹
小妹比我小十二岁，她刚两岁时，生母就离世了。当长辈拉着她的手去祭拜母亲时，她指着大红的棺材说:“好排场(漂亮)呀!”引得众人哭得更悲伤了。那时候，我一边带邻居的堂妹，一边带小妹。小学毕业，我考取了贺街中学，没办法带小妹了。家人心疼她，父亲就续了弦，一位细声细气的女人，我们都叫她“晚娘”。
后来我工作进了城，成了家，有了小孩，我以让小妹帮带孩子的名义，让她进城跟了我。其实呢，还有另一层原因:晚娘一直没有生养，气量狭小，小妹总得小心翼翼。小妹帮了我很大的忙，几个小孩对她的感情很好。她小学、中学都是在城里读的。当时芳林中学是县里最好的学校，小妹就是在该校毕业的。
后来，小妹回到村中心校成为一名民办教师，中心校是小学初中合办，在这个学校，她和英俊帅气的一陈姓老师相识相知。我们了解到，陈老师是个上进的好小伙，就是家里穷，他母亲耳背，父亲老来得子，已然年迈。情形和我们家相比宛若云泥。但我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说:新社会的人，靠辛劳的双手完全可以改变生活。
小妹的家，据当时送嫁回来的姑娘姊妹说，“黑洞洞的，简直没法形容!”小妹一生好强，不甘人后。她不仅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有一套，孩子们很喜欢她的课。就是家庭生产，也被安排得妥妥贴贴。每年都有好几头肥猪出栏。七十年代，她仨个儿子相继出生。因是民办教师，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一些田地，从此，心气高的小妹干劲就更足了。
妹夫为人达观幽默，在家乡颇有文名，好杯中物，人缘是极好的。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干不得重活。但他是家中的大脑，一应生产计划、生活安排等等，都办得精细到位，夫妻配合得简直完美。
小妹一家勤劳节俭，八十年代初，就盖新房，从最初的三间一排到五间一排，然后加盖厢房，搭建围墙，总之吧，几乎每年一小变。有时我和大姐去在他们家住，小妹也舍不得丢下工夫和我们闲唠，我曾亲眼见他们为建房子晚上挑沙，天还没亮就进山挑杉木;暑期双抢更夸张:趁着月色打谷插秧，可以说是披星戴月，干得比农民还要农民。好不容易新房建好了，点的仍是5火(5瓦)的电灯，和人家的猪栏和鸡鸭房舍一般，看得直让人心疼。我曾多次对小妹抱歉说:“阿妹啊，要是当年我不这么坚持原则，帮你安排在城里就好了。为这，老李不知埋怨我多少次!”
“姐啊，你不知道，村里人对我可好了，全村男女老少见面都叫我做姑仔，实打实当我是家人呢。除了在学校称呼我为老师外，我感觉很受用。再说大姐二姐常来家，我沾娘家的光呢。老公体恤，孩子懂事，你不必为我操心的，这辈子都是在你的维护下，我很知足了……”小妹反而安慰起我来。
是的，我几姐弟中，是小妹的孩子读书最多，也争气。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很了不起。
九三年清明后，一向温文儒雅的妹夫心脏不好，又不舍得离家太远，就让我帮打报告请求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哪知这种病来势凶险，六一前夕，妹夫就撒手人寰，时年不到五十岁。当时小妹上有婆婆，下有几个儿女（女儿是接养的）在读书，只有二儿子才工作还不到一年。原本看着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家庭，倾刻间，小妹的天就塌了!更可怜的是，怕家婆接受不了，大家合计把她给瞒了，一瞒就是好几年。平时她大儿子在省城寄回的信，就谎称是她儿子写的。
妹夫去世后，小妹仍继续耕田种土，一点不落下。当时她早已转好公办教师了，我劝她该歇就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她说知道，说忙着忙着心里就没那么痛了。
后来村里一个位丧妻多年的蒋师傅找到我，说见着姑仔可怜，想帮帮他。蒋师傅为人不错，在村里有口皆碑，我征得她儿女儿媳同意后，就玉成了此事。蒋师傅全家搬到小妹家，服侍老人，管好生产，一起生活得和和气气，其乐融融。看到小妹有人维护体贴，我长舒了一口气。她是我从小带大的，她就像我的女儿呀!
她儿女们称小妹为“晚母”。小妹尽心尽力，用爱去温暖孩子们。大小儿子都是在晚母的操持下成的亲。
哪成想，幸福的日子总是容易逝去，蒋师傅在一次施工中发生了不幸，他们一起过了十年的光阴，说结束就结束了。蒋师傅走时才五十多岁。
这个噩耗对小妹打击很大。因常年下地劳做，以致积劳成疾。加上蒋师傅的意外，原本她背部长的纤维瘤迅速恶化……在汶川地震那年，在小妹六十三岁生日前几天，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五，我自己
该说说我自己了。怎么说呢，人这一辈子，当回望时，却显得那么模糊不清，这大概就是当局者迷吧。
解放后，我们家因为历史问题，被评为“中农”。要不是父亲以前的“豪赌”败了家，指不定还要往上评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在那个年代，成份不好非常致命，我不得不在各方面，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先当村干，因表现积极，进了公社，后来考入县里的银行系统，经组织安排，我和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四野干部结了婚。婚后，我一直称他为“老李”。
老李是个穷苦出身，老家在黑龙江，参加解放战争后就留驻我们县上。他当过县人民银行的行长，后来在农机事业局的局长任上离休，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忠于祖国忠于党的政治觉悟，对我老家的亲人的关爱，都是没说的。
我们育了两女一儿。
那时我工作常要下乡，小孩有时由我小妹帮带，有时也放回娘家让晚娘他们帮照料。晚娘没有生养，不会疼小孩。特别是我的儿子，在娘家寄养的时间最长，一口流利的家乡土话讲得头头是道。他下河上树，捕鱼抓蛇无所不精。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放飞自我的他，纪律性差，学业荒废……他两个姐姐呢，经历过上山下乡，回城后顺利参加了工作。
我从银行调到县上，在妇联、人大任职，最后在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休。
说来凑巧，他们三连襟都好杯中物。但凡凑在一起，南腔北调的三人，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们几人占了僻静的所在，猫着一个小小的沙锅，就可以让他们耗上些时日。父亲和弟弟是不沾酒的，每每来了酒客又没人陪时，家里就会安排些能喝的过来，在农村来说叫做“规矩不失”。我叔父在水库上班，酒风很好，和几位连襟的脾气对味，所以只要叔父在家，侄女婿来家时，他们就像过节一样。
老李离休后，一度极不适应，整天靠酒精麻醉。外人不知道，他的心事只有我懂。当年文·革时他曾背了个处分，每每想到这个事，就像一根刺顶着他的心。后来当他第二个孙子出世，也恰巧那个时间，组织为他评了反。从此他性情大变，不再啫酒。
老李是个穷苦出身，在这边安家后，渐渐融入了南方的习惯。我曾陪他回过老家认亲、扫墓。只是那时，他至亲早不在了，只有关系较疏的叔侄辈。他对我娘家这边的亲戚很好，对我父亲和晚娘，总是用东北话“爸、妈”叫得欢实亲热。记得在父亲的葬礼上，他踉踉跄跄挤过黑压压的人群，走到灵前的天井上，“噗”地一声四脚着地，那形状像只黑褐色的大青蛙，嘴里哭喊着：“爸，我回来晚了！”然后昏了过去。
96年夏秋之际，老李肺病住院。那时天热，病房里没有空调，一个吱吱作响的吊扇还不时罢工。哎，哪知他的病来得这么凶险，也没有帮他谋一个干部房号。那时我儿子一只手枕着他的头，一只手用葵扇帮他扇凉，老李满头大汗流个不停……后来，后来他头就歪过了一边去……
老李的丧礼办得隆重而朴素。我娘家村子、小妹家的村都来了人，其他乡镇也来了人，很多人都是自发来的，礼堂里黑压压一片，很多人我甚至都不认识。我也希望，我百年后，也能拥有一个隆重而热闹的丧礼，我想，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吧。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知道农民有多苦，也能感受得到他们的诉求。我们这个地方三省交界，语言复杂。即使是当时县域，各地方言也十分丰富。我算是有语言天赋的，也爱虚心学习。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很多时候得下乡面对乡亲农户，我每到一个地方，基本能用当地语言和他们交流。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那时候有些乡镇的茅厕就搭在田间地头，中间空，周围是一米多高的围栏的那种。偶尔从旁边走过，冷不丁会在里边冒个声音出来和自己打招呼……下队久了，乡亲们常说，“韦干部”不摆架子，是自己人。
一个干部，心里有群众，学会换位思考，这是工作的基础。几十年来，我从父亲的身上学到很多，他遗传给我最大的优点是他的善良和隐忍。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年代，如果不是父亲睿智，他兴许早就没了，而家族也会因此而出现重大变故。
“让群众满意。”这几个字看着容易，但践行起来却很不简单。因为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它牵涉面很广，里边有党纪国法约束，有方针政策，有天理人情，还有很具体的现实情况。
我的子女们，没有一个从政。个个都在企业打拼，而今，他们也都退了休。辛苦了一辈子，我从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变，有些家族晚辈说我是“精神领袖”，甚至戏称我为“老佛爷”。也有不少人问过我，说凭我当年手中的权力，为什么不把子女和亲戚们安排得妥妥贴贴？我想，即使时光可以倒流，我仍是当年的态度，不改初心。我珍惜今天的日子，我觉得做什么事，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千言万语，浓缩成两个字，那就是“心安”。这辈子过来，我在组织内做了很多事，也力所能及帮了不少农民朋友斛决了实际困难，但每桩每件，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不给组织抹黑，也不为自己谋私。
而今，我大女儿一家住在首府，女婿女儿爱好文艺，他们相互成就，相濡以沫，虽不大富大贵，却也如神仙眷侣，让人羡慕。二女儿和二女婿当年下海，俩人风风火火干生意多年，辛苦过，高光过，落寞过，也颓丧过，但生活终归回到本真，而今平静如水。儿子在企业干到退休，别看他早已是爷爷辈的人了，每次回来，总在第一时间来我房问安，我知足了！如今他和儿媳，还有后辈们一起，大伙厮守着这个家，照料我的生活起居。二女儿离家近，也常陪侍我左右。她满满的文艺细胞，偶尔烦闷时，他们姐弟还会讲一些以前的点点滴滴，让我的头脑可以有事情占据。哎，孩子们孝顺，一家人平平安安，在我看来，这就是幸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