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其《鹿鼎记》第一回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小人吴之荣，一是贪恋官财，二是报复庄家，将这南浔镇富户湖州庄家告了官。要说告官的由头，那便是吴之荣这厮掌握了庄家私修明史的原版《明书辑略》。说起这《明书辑略》，即是在当时要杀大头的禁书。其中不乏有赞颂明朝，贬低满清的言语。这吴之荣头次告官被汉人师爷按下不报，二番竟入京城，闹再次状告，鳌拜得知此事下令严查。江南诸多文人牵扯其中，庄家老小数十口，或当街问斩，或发配充军。牵扯此书的外围人等，也相继问罪，冤枉而死的不计其数。
不知金庸书中所言是否确有其事？由此我便发起兴趣，翻阅大小数本专著。查明其文中除人名稍有差池，并辅以故事性叙述手法外，其真实性确确凿凿。该书也以点明即是康熙时期有名的《明史案》，此案究竟有多少人命呢？清廷正史自是讳莫如深，忌言残杀无辜之事，故而没有具体记载。当世顾炎武说因此案死难的有“七十余人”，后世陈登《古今典籍聚散考》，说死者“达二百二十一人之多” ¹
自此案后，“有小人干脆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如沈天甫、夏麟奇、吕中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所列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二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²
某些文字一旦成为禁忌，其发展便会光怪陆离起来。别有用心的小人，会审查他人诗文中禁词，哪怕词语与当朝毫不相关，小人为其现世利益，也会上报官僚。例如陈鹏年诗狱，陈鹏年所做《重游虎丘》“本是普通的即景纪游之诗”，其中“金气尽”明明是“秋气尽”之意，然却被参劾官张伯行刻意曲解为“大清气数已尽”之意³，直书康熙。
康雍乾三朝号称中华历史的“康乾盛世”，然文字狱却也达到中华古代历史之鼎峰。“康熙时期文字狱有11案，雍正时期文字狱增至25案，乾隆时期更高达135案⁴。
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是具有反清复明倾向的人士。由于株连广泛，用刑严酷，具有很强的威慑效应，使私家修史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情绪被压抑在内心深处，不敢有任何表露。
雍正朝的文字狱，有许多是与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有关，往往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还有许多案件是由荒诞的推理罗织成罪的。真正谋反有据的，只有曾静一案。雍正帝却利用此案扩大打击面，制造恐怖气氛，充分发挥了威慑效应。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⁵
康熙时期文字狱案较少，实则因为清政府血腥镇压的震慑作用较为成功，士人的反抗心理逐渐淡化，其次则因为康熙本人较为自信，其政策多采用怀柔，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的稳定方针，且看文字告密本身又全是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构陷与侵害。正如康熙对其亲信李光地说：“你们相顷相害，满洲谁害汝？”⁶
文字狱只是结果，说错了话，写错了词，交错了朋友，都有可能被牵连处刑。文字狱背后，真正令人恐惧的，则是密不透风的“秘密警察”。我们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其作用就是充当皇帝耳目。我们看到“明史案”中，吴之荣即是以告密的方式，向上反应。最终不仅加官进爵，更是封得了庄家一半的财产。
在康雍乾时代，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故创造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制度即上奏人撰写奏折不得泄密，不经任何机构、人员，直达御前。此制度加强了皇帝集权，增添皇权的神秘感；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和敌对。康熙晚年一再鼓励臣子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着不过百余人。在雍正朝短短三十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⁷。官员间大小事物均汇报于雍正，雍正也为此烦不胜烦，但皇帝既想完全控制权力，又不想为此操劳，天下哪有如此之好事？
密折制度与告密系统即构成广泛且无形的间谍网络，人民生活于如此的高压统治之下，即不敢私自造文写书，又须提防他人栽赃陷害，拥有知识倒不如老实种田，不可谓不小心翼翼。然而公平来讲，并不是整个200多年清朝史全部都是极高压统治，例如康熙初期及之前，或者嘉庆年间，又或者后期太平天国运动都有政策的放松；又说自秦商鞅变法2000年以来，至唐宋再到明清都有不同形式的文字狱和告密系统。例如商鞅在《商君论》中即说，无论国家法令正确与否，只管绝对服从，不得议论。若有人告发不法行为，则赏赐，知情不报者，则连坐刑罚。宋武则天更是发明铜匭，“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个供人告密的利器”⁷。历史上处处都有文字狱及告密系统（参考《三千年文祸》），并非满清独有。然满清帝国，却是将其发展至于古代历史之巅峰。
满清所以文字狱及告密系统至于历史高点，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即是统治者吸取了过往帝国垮台的经验。
例如唐帝国发展完善的三省六部制逐渐代替之前的三公九卿制，即是限制了丞相的权力，将相权一分为三。明朝朱元璋，更是废除了丞相一职，极大增强君主的权力。更于满清帝国，便是不断的借鉴和更新前朝统治文化。例如先前提到康熙对于明朝“东厂西厂”尾大不掉深恶痛绝，而渐渐依赖于“密折制度”来管控帝国官僚。清朝即是中华最后一个帝国，所以其所能汲取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文化自是最为繁盛
其二，便是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统治矛盾
即统治者期望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而臣下与人民只要绝对的服从为最佳。普通百姓最好是只学习能使人听话和服从的文化就好。例如汉宣帝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期望汉成帝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与《史记》赐予自己阅读。然而汉成帝告诉刘宇，让其好好读“五经”即可，不必研读其它。因“五经”即教化人老实规矩本分，从而避免造成帝国运转的不稳定因素。帝国统治者牢牢把控思想建设，再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邢杀无辜。又如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本身没问题，但科举的考试内容，却严格的控制在规定的儒家文化内。明太祖自然为汉人，但其苛政暴政猛政可谓空前（参考《秦制两千年》），清政府只是袭承明制，并加以发展，如此而已。
其三，满清政权与汉人臣民间的民族矛盾。
满清与汉人政权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族群与文化的不同。满清统治者需要比前朝更加勤勉自律，更加专政极权才能维护统治，他们更加害怕与谨慎。
清政府持续推广和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一是因为满清的胜利即是利用族群联合最终击败明帝国，他们要防止自己被同样的方式推翻。二是因为满清歧视压制汉人，满蒙人实质拥有诸多特权。例如朝廷规定“凡属旗丁，给与世禄口粮，止许为官为兵，不得为工商”⁸也就是说汉人需供养着满人，而满人可为官为兵。
“为保护满人旧俗，乾隆皇帝曾专门下谕训满人以清语骑射为事，并禁止满汉以文字相往来。清朝政府还严令禁止蒙古人学习汉语，凡蒙古名字及诉讼公文等皆禁用汉文”⁹另外禁止满汉通婚，禁止商贸。汉族女人还需裹小脚而满蒙女人则不用。¹⁰
综上所述，便不难理解，为何清帝国逐渐发展出中华古代历史中最为残酷的文字狱及告密系统。与前朝无异的是统治者都在想方设法维护其极权统治（宋帝国是个例外，其政治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满清还多了一层异族外壳。所以各个皇帝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的处理政事。而告密系统以及文字狱自然成为维护其统治的有效工具了。
¹，《中国历史悬疑系列 明清卷》范莹 俞钢 --明史案冤魂知多少
²，《历史只露半张脸》刘绪义 --古代文字狱钳制了谁的思想
³，《三千年文祸》谢苍霖--康熙帝与文字狱
⁴，《西学东渐 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 第一卷》 刘大椿 --18世纪到19世纪初：西学东渐式微与转型之殇
⁵，《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腥风血雨文字狱
⁶，《清史》李治亭 上卷--第八章 严控意识形态
⁷，《秦制两千年》湛旭彬--第十四章 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⁸，《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熊芳亮——第一章 皇权一统与族群隔离
⁹，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8页。
¹⁰，《？？？？》王飞凌——第二章 秦汉政体与中华世界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