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自唐以来就被中国知识分子选中作为践行生活小道与体悟人生大道的极好载体，这是茶之幸，更是中国人之幸。知识分子对茶饮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创造，造就了中国茶饮生活美学的基本特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陆羽。唐以前的数千年间，茶几乎完全拘囿于药用及食材的樊笼，陆羽以其超凡绝伦的聪明睿智，因缘际会的事茶之路，洞见出沉沦已久的茶饮之美，感悟到茶饮对于体会生命与自然真相的伟大意义。陆羽终结了茶饮史上混沌与纯粹物化的状态，将饮茶提升至审美的层次，构筑起崭新的“茶世界观”，开创出“文人茶”的新纪元。《茶经》问世之前，北方的京城长安与东都洛阳，以及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产茶地区，饮茶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当时，同属叶茶类的粗茶和散茶，以及末茶与饼茶等不同时代先后兴盛的成品茶形态均已俱存。具体饮用方法上，有人通过斫开、煎熬、烤炙、捣碎的简单方法，把茶饼随便整治后置放于瓶缶之中，用热水自上浇下便饮用半生不熟的茶汤，时人谓之“痷茶”——“痷”，有明显的“病”的意思在里面；也有人在茶里添加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物，煮开后任它一再沸腾，有时还会舀起汤来扬一扬，有时又会把煮出来的茶沫撇出丢弃，《广雅》上说，这种做法叫做“芼（[mào]）”；在讲究极致精美的陆羽看来，这些方式弄出来的茶汤无异于“沟渠间弃水”，却都为大众所追捧，令其痛心疾首。

随着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茶饮生活的“规则之美”与“创造之美”同时得以喷薄而出：茶的名称，从荼、槚、蔎、茗、荈等五种以上的叫法，统一为“茶”，简化、美观、朗朗上口，后世甚至诗意地解读其造字之意为“人在草木间”；生长茶树的土地，被明确烂石为上，栎壤为中，黄土为下；茶树，野生的为上，园艺种植的为次；茶树生长的位置，最理想的是阳崖阴林，阴山坡谷的茶树则不堪采掇；采茶的时间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天晴日好的日子里，还要在凌晨露水尚在的时刻采摘；茶叶，紫色的上、绿色的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采之后，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以成茶饼；采制茶的工具，共15样；煮茶、品饮的器具共24种，不用时须要以“都篮”收纳贮藏，茶器的形制、规格、功用均被严格确定，虽然不同情况下可以省略其中一些茶器，比如“若松间石上可坐”，用于收聚陈列其他茶器的“具列”可以不要，若是“瞰泉临涧”时饮茶，则水方、涤方以及漉水囊都可以不要，但一个有身份地位、讲究的喝茶者在城邑里品饮时，哪怕是接炉灰的“灰承”、夹炭的“火筴”、放剩茶渣的“滓方”、擦拭残水的“巾”等都不可忽略，“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废”，并不是说煎不出茶汤，也不是说煎出的茶汤完全不能够饮用，而是说如果茶器不全的话，既不会煎出美妙的茶汤，更不会有从容优雅的煎茶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背离了茶饮美学的规则，以及通过煎茶吃茶体悟生活之美的“初心”。陆羽决然摒弃了“痷茶”和“芼茶”的做法，而对当时流行于僧道与文人之间的煮茶、煎茶方式加以改造和完善，详尽说明如何炙烤茶饼，如何研碾茶末，什么样的火好，什么样的水适宜煮茶，水有三沸以及三沸时各自的样貌，水三沸时分别如何利用来煮茶，如何看待、培育汤花即茶的沫饽，如何饮啜方能领略“啜苦咽甘”的茶性等等。陆羽著《茶经》之功，惊天地而泣鬼神，普通生活当中的一碗茶汤里所蕴含的丰富的自然之美、功用之美、形态之美、规范之美、程式之美、秩序之美、创造之美、文化之美、精神之美沁人心脾，通过《茶经》的迅速流传，使得崇尚参禅问道的大唐盛世立刻领悟到了这博大绝伦的“茶饮美学”，招致当时顶级的文化形态禅、诗、画竞相与茶结缘而诞生了茶禅、茶诗与茶画。陆羽开启了中国茶文化无可更改的“文人茶”之路，中国茶饮的基本规则与美学标准在经陆羽厘定了大方向之后，从未脱离这个轨道。

茶饮的技艺之美在宋代达至顶峰。书法家、文学家蔡襄在做福建转运使负责监造北苑贡茶时，敏锐地发现了五代以来北苑所在地建安茶农中流行的“斗试茶俗”所蕴含的极大美感，他在自著并亲笔工整誊写的《茶录》里记载了这一卓越见地，使得点茶斗茶之风随着天下争求的蔡氏小楷一起传遍了整个国家，上至朝堂，下到市井，中及文人墨客各色人等，南北两宋嗣后皆以斗茶为世间最佳的娱乐方式。另一位著名的北宋人物范仲淹，一向以清正廉洁著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诵千古，但他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却是宋代最早赞扬斗茶的著名诗篇；苏东坡一生写了大量妙语连珠的茶诗和斗茶诗，野史中还曾津津乐道他与蔡襄、王安石斗茶的故事，不难理解，唯有点茶、斗茶所展现出的极致与浪漫的美，才会激发范仲淹、苏东坡等人诗客本性的勃发。殆至宋徽宗赵佶，这个历史上唯一著有茶书的皇帝，得意于“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嘉许“延及于今，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的大宋风气，颂扬“茶之为物，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推崇“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坚定地认为“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这位大宋皇帝——北宋的亡国之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文人和浪漫艺术家，他建立了皇家画院亲任“院长”兼“首席画家”，所创富贵花鸟画自成“院体”、画的技巧被近代西方研究者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创造出书法史上独一无二锋芒毕露颠覆文化传统的“瘦金体”，亦将千古茶饮之美推到了极致浪漫的巅峰。明初，太祖朱元璋诏令废除向朝廷贡奉“龙团风饼”的旧制，宫廷内外、全国上下均采用“散茶”的饮用方式，此举真实用意论者寥寥，世人大多附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的说法，但中国人对茶叶之美的创造热情，实发力于此。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在助其四哥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之后，退隐江南韬光隐晦，成功把自己转型成了文人和科学家，于茶饮中亦多有建树，著有《茶谱》流传后世。清代茶制、茶器与饮茶风尚基本沿袭了明代，作为从边境入关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清初统治者被发达的汉文明所深深吸引，中国民间大量流传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室皇帝与茶的动听故事，大都与皇帝南下巡幸游历而沾染上了晚明江南文人士子爱茶的遗风有关，乾隆于此尤甚，他在无锡惠山邂逅“竹炉山房”之后念念难忘，以至于回到北方之后在皇宫内院和行宫里建造了三处同名的“茶舍”，且“到处竹炉仿惠山”、“竹炉肖以卅年余，处处山房率置诸”。中国历史上以社会层次划分曾经存在四种饮茶之道，即百姓之茶、文人之茶、僧道之茶和宫廷贵族之茶，必须明确，我们今天提到的茶饮生活美学，其思想文化主体是被文人茶所确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美，尤其是道家思想对天地自然之美的追求，始终被文人们高扬于茶饮生活美学之中。

中国茶饮从唐的煎煮，到宋的点试，再到明以后直到今天的瀹泡，茶叶形态与饮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以“形下之器”承载“形上之道”的理念一直引领着中国式茶饮生活美学的基本面。很懂生活的现代文学家周作人曾经写过自己对“茶饮生活美学”的感想，他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一句话中便包含了茶饮生活美学从物质到精神的所有要素。中国式茶饮生活美学首重识茶，但识茶无他，唯有一途：多品味，多实践。《文心雕龙》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讲的正是同样的道理。或许有人会说，我囊中羞涩，哪里买得起好茶来品？如果你还记得《论语》当中孔子说过，“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话，大可以先把这个疑问放下，只喝自己能够买得起的茶，而当你用心买茶、用心喝茶达到一定的量值之后，你一定会说，“啊，原来好茶真的不等于贵茶”。周作人一生喝茶无数，也不乏各界友人及倾慕者赠送的名茶、贵茶，但他认为最好喝的，还是家乡绍兴所产那并不怎么有名的所谓“本山茶”。宋徽宗贵为皇帝，富有四海，天下万物尽可以追逐“顶级名牌”，但他对物质的认识却很清醒，他在《大观茶论》中列举了“北苑官焙”里十几家最有名的茶园，之后笔锋一转写道：“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且“焙人之茶，固有前优而后劣者，昔负而今胜者，是亦园地之不常也”，因此，识茶之美，须得极其用心，决不是心浮气躁，只知道跟流行、受他人鼓动或者被媒体潮流裹挟就能达到的。学习识茶需要兼听则明，但更重要的却是自己的“官感”，不可拘泥于所谓“公认”的成见或他人之见。宋朝北苑官茶由于追鲜早采，稍显香气不足，茶农在制茶的时候常常会一窝蜂地加入微量的龙脑、麝香等珍贵香料，宋徽宗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他在《大观茶论》里写道：“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这是千古真知灼见，但未必喝茶就一定不能加入任何助饮物。中国人走不出传统的思维局限，习惯于追求单品茶到滑稽的极致程度，却忽略了多种茶的拼配又有其独特的韵律，今天我们讲究一杯茶的生活美学，固步自封并不是一个好的品质。笔者在一本书里看到作者说，喝红茶时可以放一片薄荷，立刻加以实践，结果发现，不仅红茶，几乎所有的茶放了薄荷之后都有一种自然的“奇香”，尤其是在夏季炎热的气候当中，加上几片或鲜或干的薄荷叶子，原来稍显沉闷的茶性立刻得到很好的升扬，夏季饮茶的美感大大增加。

学会识茶之前，当然也需要知晓有关茶的一些基础知识。全世界的茶共有六大类，绿、白、红、黄、黑，再加上青茶即乌龙茶，统统是中国人创制发明的，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主要喝的是红茶，而且常常是加上牛奶、糖、各色香料或者其他助饮物而成的“调饮茶”，传统日本“茶道”只喝绿茶，其中“抹茶道”是用他们从中国宋朝学来的“点茶法”将打成细末的绿茶冲沸击打，而“煎茶道”则基本上是中国明代文人茶的翻版，其他茶类主要的消费市场只是在中国及海外华人社会。此外，茶性分寒温：绿、白、黄茶，生普，轻发酵的乌龙茶较寒；黑茶、红茶性温；中发酵的乌龙茶则处于非寒非温的中性。人的体质也有热性与寒性之分，身体的状况时时又会发生变化，古代中国人还早就发现，天气的基本状况每五天就会有微妙的不同，于是把五天命名为“一候”，三候组成“一气（即节气）”，六个节气构成“一季”，四季即为“一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候之变、物候之变、人体状况之变，如果我们用心体会以上这些因素的话，自然就会想到：一年四季、一天当中，天地宇宙在变，人体状况在变，那么我们对应喝的茶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会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或者权威的答案提供过来，就万事大吉无须自己来操心了，万物既有其基本的规律可循，又在时刻不停地变化，这种变化是需要我们高度地警觉，时刻处在“觉知”的状态当中的，而一旦我们将身心融汇其中，一切其实就又简单易行了。“不易、变易、简易”，《易》的这三大原则体现的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相，请让我们自己时刻清醒，时刻处于觉知的状态吧，只要我们处处留心，对生活之美的感悟就会时时油然升起于我们的心中。

其次需要知水之佳。明人许次纾《茶疏》中说茶“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叶变成茶水，水和茶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呢？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里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张大复的这个说法在茶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凡自视善品茶者，无不要求自己首先懂得品水，所以郑板桥有一首诗里说道：“从来名士能评水”。陆羽之后不远的唐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曾记述陆羽评水——“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者”，此语虽不见于《茶经》，但显然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在茶产地品饮当地的茶，也一定会有感于这一认识的精当，重要的原因应当就在于水土的相互熨帖，而茶一旦离开了产茶之地，用水的好坏就显出极大的差别，使用不同的水烹出的茶汤天地悬隔。无锡惠山泉在历代评水排名中常居第二，故而雅号“天下第二泉”，但离开了惠山之后的惠泉，就很难保证水的质量了。明清交际之时的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里记述一个叫闵汶水的茶中高手，把惠山泉水运到南京，煮出的茶滋味仍然鲜美无比，是挖空心思采用了独特的处理手段的：“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经过这样处理的水，“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

《茶经》中陆羽论水，只有极简单的几句：“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下”，而“山水，乳泉、池漫流者上，江水取其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但欧阳修认为“其言虽简，而于论水尽矣”。人们常说“好茶配好水”，所以喜好排名的国人，自古就为水排出了种种座次，“天下第一水”、“天下第二泉”、“二十种好水”的名头竞相而出，浑不论天下之水谁能尝尽，谁有资格为天下之水排名呢？何况即便是美的感觉，也决不能依靠权威的答案，而必须求之于个人全部身心的觉知。经过工业化的长期洗礼，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与纯净的古代社会大不一样了，即使是被古人称为“天泉”的雪水和雨水，也早已不敢放心饮用，今天的人最重要的不是去追求纯出于自然的所谓“名水”，而是知晓水性，知道自来水一定是会有消毒剂的，纯净水和矿泉水也是有缺陷的，一定要有觉知力，有意识地觉察到你喝的水、泡茶用的水是什么特点，而不能一股脑地将之归类为“水”而已。今天的所谓“爱茶者”，只一听“某某山泉”的品名便以为定是天下好水，全不顾其产地是江河湖泊，也不管其进入饮茶者的口中之前在塑料桶中留置了多久，与“美”的距离真是难以言说了。其实学会使用一些稍微麻烦但成本低廉的“养水”方法，是比四处购买高价的所谓“好水”有价值的多的，不厌其烦，恐怕也正是生活美学的本意所在吧！

其三，选器之宜。笼统来说，中国茶器的演变经历了唐碗、宋盏、明壶、清盖碗的发展阶段。《封氏闻见记》在介绍陆羽《茶经》时仅仅提及了三桩事：一是“说茶之功效”，二是教授“煎茶炙茶之法”，三则为“造茶具（器）二十四事”，可见茶器具在陆氏茶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陆鸿渐自己说，“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中国文化向来注重“器”对“成事”的作用，《论语·卫灵公》里子贡问为仁时，孔子就回答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妨设想，倘若陆羽只是泛泛地讲茶之功效和煎茶炙茶之法，不设计、制作美妙的二十四样茶器予以展示推广，甚至没有加上一个都篮（都统笼）以盛装散落的茶器，饮茶的美感、乐趣恐怕仍不足以吸引当时的人们。《封氏闻见记》描述当时的情形“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之后，特意补缀说“以都统笼贮之”，结果“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又“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所以无美器，则无美茶，二十五器互相配合，共同构建了陆氏风格的唐代茶饮之美。日本民艺学者柳宗悦指出了茶与茶器之间的微妙关系，即“本来只是为了饮茶而挑选器物，反而成了器之美诱使人们起了饮茶之心；虽说是茶召唤了器，器则更深一层地召唤了茶。”不惟中国、日本如此，世界上爱好饮茶的国家无一不重视美好茶器的开发与使用，所不同的只是民族的偏好、特点而已。明代以后中国的泡茶法使用条索状的散茶，所以明人改用茶壶容茶，沸水冲泡，再注入茶钟或茶杯品饮，壶杯搭配，沿用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对中国古代茶器特别是宫廷中使用的茶器颇有研究，她认为，茶壶的材质、大小、器型、做工的精细程度均直接关系到茶味，所以明茶器以小为美，所谓“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掾，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遂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茶经》里倒是早有“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明人冯可宾《岕茶笺》里说的倒是更直白：“壶小则味不涣散，香不躲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需要浅啜细品其滋味的，杯子大了，老是喝不完，怎能够细品呢？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在他的著作《美，从茶杯开始》里说的好：“如果你选一个很美的茶杯，就是在美化人生的途径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以上三项总体侧重于“形下之器”，但这并不是中国茶饮生活美学的全部，中国茶还讲究“境”，培境则须雅。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皇家、贵族对饮茶环境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即无限制地贴近自然，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中国人总是偏好于从自然中寻找“道”的踪迹。苏东坡有一首诗叫《汲江煎茶》，描述了他三更半夜独自跑到江边，用“大瓮贮月、小杓分江”自煮自饮的有趣故事。《茶经》里出现的饮茶环境有“松间石上、瞰泉临涧、城邑之中、王公之门”等，到宋、元、明、清时期，文人们更加向往在自然山水中的茶事活动，明代文人发展出独立的备茶空间——茶寮，文震亨《长物志》中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稍废者”，这是明代茶画中典型的品茶环境，当时著名的文人艺术家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等人都有多幅显示茶寮的“饮茶煮茶图”名画传世。明代官声卓著的陆树声在他的《茶寮记》中，特别推荐了十二种饮茶的理想环境，分别为凉台、静室、明窗、曲江、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谈、把卷，而“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等，则是公认的饮茶禁忌事项。

以生活美学为指针的品茶，与把茶当做俗务润滑剂式的饮茶，出发点就是迥异的，因此如何选择一起品茶的人，标准自然也完全不同。所以“择侣当慎”是“茶以载道”的必然要求。茶在古代中国，与文化人、有文化的人、文雅的人，以及求道的人、修行的人、有真正修养的人、出离俗务的人常常是分不开的，唐元稹所作从一字到七字的“宝塔体”茶诗中，明确称颂茶“慕诗客，爱僧家”，卢仝做《七碗茶歌》，在叙述了远方的朋友孟谏议遣使送茶、以及此茶的来历之后，紧接着便是“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这与有了好酒，就要呼朋唤友吆三喝四是大不一样的境界，或许正是由于“无俗客”，才能使卢仝放肆地展开想象的翅膀，乘着俗世中正在饮用的七碗茶里袅袅升腾的清气，一直飞到群仙居住的蓬莱山顶。所以“茶侣”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事，明人冯可宾《岕茶笺》里说，与其与“俗客”一同喝茶而“主客不韵”，官场间应酬时“冠裳苛礼”式喝茶，还不如无茶。明代陈继儒《茶话》、张源《茶录》里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陆树声《茶寮记》里则记录了自己选择茶侣的六项原则：“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轩冕之徒，超轶世味”。所以，如果你真想品茶，希望从茶中慢慢感受茶饮之美、生活之美、人生之美的话，请抛弃把手中的这杯茶当成所谓商务的工具、友谊的桥梁之类的功利性目的，用心地与三二知己慢慢地品饮，或者静静地独自小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