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那位被誉为千古名相的人物，曾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在李世民诛杀李建成后，他并未对魏征下杀手。这其中有何缘由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了清除建成余党，特意召见了魏征。一见面，他便质问魏征：“你为何离间我兄弟？”

    然而，魏征却以一种令人惊叹的姿态回应：“如果皇太子当初听从了我的建议，今日的局面或许不会发生。”魏征巧妙地将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纠，而将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这种比喻无疑让李世民倍感自豪。而魏征将自己比作管仲，暗示自己愿意成为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助他成就大业。同时，他也暗示李世民是一位善于用人的有道之君，与齐桓公相比毫不逊色。这个回答实在是妙极了，让李世民为之动容。

    毕竟，各为其主，魏征也并非太子党的核心成员，而是一个有才的小官。李世民认为，如果能够收为己用，既可显示自己的英明大度，也能稍微减轻兄弟相残的恶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真的不计较前嫌。他对武德旧臣仍心存戒备，更不用说魏征这个曾是建成幕僚的人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一方面是看中他的才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塑造自己的明君形象。魏征从小便熟知纵横之术，对太宗的心思洞若观火。

    他明白，要想在朝廷中立足并获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帮助太宗塑造明君的形象。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谏。进谏越多、越激烈，他的地位就越稳固。虽然太宗重用了魏征，但他对魏征与自己的亲信房玄龄等人的待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表面上对魏征赞誉有加，但太宗对魏征始终心存戒备。有一次，有人向太宗举报魏征偏袒亲戚，太宗立即指派温彦博调查此事。可见，即使是对待重臣，太宗也绝不会放松警惕。虽然并非事实，但魏征仍向唐太宗提出了警告。

    他趁机向太宗表明自己的立场，表示自己要做良臣，而不是忠臣。他解释说：“我希望陛下把我当作良臣，而不是忠 臣。”他进一步解释了良臣和忠臣的区别，指出良臣能够带来美名和荣誉，使子孙后代受益无穷；而忠臣则可能遭受祸患和诛杀，给国家和家族带来灾难，只留下空名。魏征抓住了太宗的脉搏，他知道太宗想要成为一代明君，而要成为明君，就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唐太宗很快明白了魏征的意思，他号召群臣勇于进谏，形成了贞观年间的一种风气。他自己也因此赢得了明君的称号。可以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利用、互相标榜。魏征因此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谏臣，而唐太宗则成为了一代开明君主。他们心照不宣地联手创造了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唐太宗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他对为君之道和驭下之术非常娴熟。因此，他经常提醒魏征不要忘记他们原来的敌人关系。例如，在贞观三年，魏征被调任秘书监时，唐太宗对他说：“你的罪过比中钩还严重，但我任命你超过管仲。近代君臣之间的关系，难道有像我与你这样的吗？”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在九成宫宴请近臣时又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尽心尽力地为我服务，这是值得赞扬的。我能重用他，为什么还要羞愧于古人呢？”在贞观七年，魏征升为侍中时，唐太宗又对他说：“我从敌虏中提拔你，让你担任枢要职位。当我犯错时，你从不退缩地进谏。”每逢此时，魏征都会聪明地回答说：“陛下引导我进谏，所以我敢直言不讳。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谏言，我又怎敢去摸逆鳞呢？”这段话揭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唐太宗并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皇帝，对于魏征的直言进谏，他内心其实很反感。然而，为了维持明君的形象，他不得不容忍。作为一位皇帝，唐太宗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怨念。魏征经常在朝堂上直言不讳，让他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恼火。然而，唐太宗也是人，他的情绪需要得到释放。长孙皇后是一位贤明的皇后，她理解唐太宗的感受，并为他提供支持和安慰。她提醒唐太宗，魏征的直言是忠诚的表现，因为皇帝圣明，所以魏征才敢于直言不讳。唐太宗听了皇后的话，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情绪也得到了缓解。然而，唐太宗心中的怨念并没有完全消失。他曾经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但在魏征去世后，他开始对魏征产生怀疑。

    他认为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担任宰相，但这两个人都因为犯罪被贬黜和处死。唐太宗还认为，魏征曾经把他的谏诤言辞记录下来给史官褚遂良看，这是魏征对自己有戒心、向后人显示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决定停止衡山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姻，并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两年后，唐太宗征高丽无功而还，他开始后悔出兵高丽。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魏征的好言相劝，决定为魏征重新立碑。这次立碑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政治作秀，只有唐太宗自己知道。但是，这个举动为他和魏征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明君直臣”的形象流传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