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一本畅销书的“棉线”、“牙签”和“标靶”
旧书就像老朋友，失去了新鲜感和紧绷的张力，生成了一段适宜而舒适的距离，偶然相遇，也会有温故知新的小确幸，例如前两天随意翻出的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翻开目录，蚕豆大的“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一句的“宋徽宗”写成了“安徽宗”，毫无疑问，这本书出身暧昧。确实，我一向后知后觉，直到洛阳纸贵，盗版蜂起，成堆摞在五元十元书店的时候我才有机会亲炙芳泽。
标题党，这是第一印象。
“公元1127年”——无疑是我们历史记忆之树上最为触目惊心的泣血伤痕。“帝国”、“政界”、“往事”无不带有时尚和文艺色彩，在此之前，没有人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历史。一口气看完之后，通体舒畅。
如今重新打量，忽然叹服作者或是出版社与时俱进的小伎俩。这本书挂的是“断年史”的羊头，卖的却是“断代史”的狗肉——北宋王朝极简史。这样的“断年史”显然是受到了黄仁宇的启发。书中“楔子”和第五章的第一句“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干脆拷贝《万历十五年》的第一句，“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作者李亚平被誉为“黄仁宇之后最会讲历史的人文学者”，黄仁宇的烙印鲜明地刻录在李亚平的文本上，好比马尔克斯的肖像戳在中国当年先锋文学的额头上一样。
“1127”，像是捆扎酱香猪蹄髈的棉线，或是穿插芦笋培根卷的牙签，用以保持造型和结构的紧致，烹调之后端盘上桌，色香味形俱佳。罗列一下该书的目录，以及该章节的第一句话，“棉线”、“牙签”以及它们的作用便一目了然了。
楔子。“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一、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节。“公元1127年的大祸发生时，距离大宋帝国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龙驭宾天，已经过去了151年。”
二、都是王安石惹的祸。“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58年。”
三、宋徽宗的浪漫生活。“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25年。”
四、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即是童贯。”
五、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公元1127年，岁在丁未，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六、岳飞必须死。“公元1127年，岳飞24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
尾声。“岳飞死后，南宋帝国在东南一隅继续存在了138年。”
从楔子，到尾声，全书正文共八个段落。除了尾声，每一段落都以公元1127年起首。全书两百多页，装帧时尚大量留白，说是有二十万字，实际应该远不到这个数目。但段落分明，结构清晰，分别以六个人物为中心铺陈叙事，也可以看做以关键词“1127”为标签，同时也以“1127”为终极“标靶”的扩展了的排比句。
就每一章节的叙事而论，稍显散漫，偶尔也有放纵过度的嫌疑，但总体来说，立论有依据，借古喻今，通透顺畅，绝无经院派史论的呆板僵化。例如，在谈到晚唐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格言“天之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的时候，自然联想到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代京剧里的胡传魁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专业历史论多将人物当成历史沿革的线索和历史规律的容器，本书作者围绕人物，探寻人物行为、个性与内心世界，虽然算不上深刻，却也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论及王安石衣食不讲究，比藤野先生还要模糊一万倍，近乎滑稽荒诞，“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类说辞，但是在十多年前，不能不算是小小的突破。
以1127年为立意基点和结构起点，作者从经典人物着眼，纵论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展示北宋社会情状，文本创新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但若仅仅如此，终究是一部浅薄之作。之所以十多年后依旧可以回味，是因为作者的史识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例如，不自觉地从历史直线进化论的习惯思维出发，于是乎，元丰党人就是好的，元祐党人就是坏的。其实，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各自立场，就会体悟历史的复杂性，一如清官难断家务事。黑白分明的是非观必然导致价值判断和哲学思辨的缺失。
一旦思辨细胞在我们的思维神经上发芽，整个北宋历史便有无数的问题萦绕不去。例如澶渊之盟是丧权辱国，还是休养生息？童贯联金灭辽的金宋“海上之盟”是引狼入室，还是把握恢复燕云十六州的最后机会？
“1127”是一个潜在的标靶，每一个人物、每一场故事似乎都在为1127年的到来做铺垫，所有的人与事最终都指向了1127年的靖康之耻，但是，作者并没有将两者用明确的箭头直接关联，这才是作者的高明睿智之处，或者说是自知之明吧——历史的诠释比叙事要困难得多危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