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位学长说“做志愿者，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当时想，怎么可能做一辈子的志愿者。还有一位学长说“大学四年至少做一次志愿者”，我想这倒不难实现。于是，我为了这“至少一次”而一次又一次地穿上红马甲，乐此不疲。
2011年8月，我在图书馆服务台帮读者办借阅手续，一位大爷从远处走来，对我细细打量一番：“你是志愿者啊？”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释怀的话：“现在还有这么傻的人啊！”然后转身便走远了。我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清，却被他的话狠狠地刺痛到。
原来志愿者不过是陌生人眼中的傻瓜而已。
2011年10月，八届残运会在杭州开幕，近千名志愿者成为看台标兵，我是其中之一。所谓“看台标兵”，就是在看台上引导观众一起欢呼一起鼓掌，从而让开幕式氛围持续热烈。如何恰当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呢？秘密就在我们佩戴的耳机里，接收指令后，我们便知道该使用哪种道具，采取何种方式，在哪个时机引导现场气氛达到高潮。为此，我们排演了整整三天，还在间隙完成了26000份观众礼袋的装配工作。
志愿者牺牲自己的享受，做的不过是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
2015年2月，春运高峰来临，我开始了毕业后的第一次红马甲之行。火车东站没有抽烟区，但烟鬼们一旦犯起瘾来，你可挡不住，于是开水房和男厕就成了重灾地，我的任务就是劝他们掐掉烟头。烟鬼们总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死死抓住我不能进男厕的弱点，全部从开水房转移到男厕，门口的队伍排得比女厕的还长。“猫捉老鼠”的场面连保洁员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加入劝烟的行列，烟鬼们一个个被赶出来，忿恨地瞥我们一眼，甩手离开。
我一直认为，春运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所有形容人多的成语叠加在一起用也不为过，直到我见证了从小年到除夕这一周的东站盛景。整个候车厅人很多，着急的旅客提早大半个小时就在检票机前排队，提着大包小包，常常拖儿带女，但是现场秩序却出奇得好，旅客们还常常对我们说“谢谢，辛苦了。”
志愿者送别一群赶着回家团圆的人，也许收获的不过是一声“谢谢”，甚至是不理解。
2016年6月，我跟随“中国微笑行动”走进宁夏中卫，成为免费帮助唇腭裂患儿重获微笑项目中的非医疗志愿者。这个项目做了27年，辗转全国30多个省市，帮助近3万名患儿重获微笑。这个数字，恐怕无法覆盖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患儿数量，但正如王佩老师所说，“公益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传达一种善念，而这种善念通过传播所迸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思想一旦形成，就成为独立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力量，它像风中的种子，四处飘荡，落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合适的空气、土壤、水分和阳光，它就开始生长，长成什么样，可能连当初散布这种思想的人都没有想到。”
中卫一行，遇到百余名医疗和非医疗志愿者，其中不乏专业的公益组织，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多数不过是游击队员。但是，螺丝钉也好，游击队也罢，善念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可以随处生根开花。它让我们释怀一切误解，牺牲自己的享受，享受自己的牺牲；它让我们对社会责任多一份担当，对他人言行多一分理解，对建设者多一声感谢；它让我们每个人不再是一座孤岛。
如果说把做志愿者过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习惯，那么它又何尝不能成为一辈子的事情呢？我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但愿意做一颗坚固的螺丝钉，一名优良的游击队员，把志愿的善念当作一生的情结，并且贪心地希望能有另一个人和我一起践行守护，直到白发苍苍，垂垂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