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钟的光景，梅太太立在衣帽间的穿衣镜前，忽然觉得屋子里待不住了。
是那种说不上来的闷——不是天气的缘故，窗户开着，纱帘一漾一漾的，春天的风是透的。可胸口总像是压着一层薄薄的什么，拂不去，也说不清。她看着镜子里的人，四十出头的年纪，保养得宜，眉眼间却浮着一层倦倦的神色。梅太太侧过身，又转回来，忽然伸手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秋香色的旗袍。
暗花的香云纱，灯光底下看不出好来，非得在日光里——那花样才隐隐地从底色里浮出来，像隔着一层烟。她一粒一粒扣好斜襟上的盘扣，又从妆台的丝绒匣子里拈出那串珍珠项链。珠子是先生前些年从拍卖会上带回来的，南洋的珠子，圆是圆的，却带着些微的奶色光晕，不像新珠子那样愣愣地白。
车子驶出地库的时候，她在方向盘前坐了一会儿，似乎也没想好要去哪里。后来就顺着那条梧桐道一路往西，上了环城路，再拐几个弯，便看见了河。
河是郊外的河。城里的河总有些拘谨，两岸砌了石头的堤岸，柳树都种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兵。这里的河不一样，岸是斜斜地铺下去的，草一直长到水边上。梅太太锁了车，沿着土坡慢慢地走下去。坡上的草刚返青不久，嫩得能掐出水来，踩上去软软的，鞋跟微微地陷进去一点儿。
她拣了一张靠水的长椅坐下来。
河水是不急的。这一段河面宽，水色有些浑，不是脏的那种浑，是春天涨水时带着泥沙的、有分量的浑。水面上漾着细细的纹，一道一道，推着往前去，还没等人看清，又换了新的纹路。梅太太看了许久，渐渐地，就觉得那些水纹像是在她心里漾着似的，一波一波的，把先前那些说不清的沉闷，轻轻地荡开了。
有风来了。不是那种莽莽撞撞的风，是贴着水面过来的，带着些水汽的凉，又混着青草被太阳晒过的暖。风灌进旗袍宽大的袖子里，贴着皮肤走，像一捧清凉的水从手臂上流过。梅太太微微闭了闭眼。这风，她想，是能吹到人心里去的。
头顶的杨树上，几只雀子正闹得厉害。也看不出它们在闹什么，只是扑棱棱地从这根枝子跳到那根枝子，叫一阵，停一阵，又像商量好了似的，齐齐地飞到另一棵树上去了。
梅太太站起身，把那只茶色的皮包搁在长椅上，沿着草坪中间的小路踱起步来。
路是土路，上面薄薄地铺了一层碎石子，走在上面沙沙地响。她低着头，走得不快，一步，一步，像在数什么。其实心里是在想事情的——大女儿的学校，下学期的方向要不要换；先生说过想在院子里加一座茶室，是用原木的料还是做旧的砖；年前答应过婆婆的事，竟拖到现在还没办。这些念头一个一个浮上来，起初还有些沉，可是在这风里、这绿里走着走着，那些事情忽然就变得轻了。不是不紧要了，是不那么压人了。仿佛从前是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里盘算这些事，如今却搬到了开阔敞亮的地方，事情还是那些事情，却有了回旋的余地，有了呼吸的空当。
她走了一个来回，又走一个来回。淡绿的树影落在她肩上，落在那串温润的珍珠上，又滑下去。秋香色的旗袍在日光里显出极好的质地来，那暗花原是缠枝的莲纹，隐隐约约地浮动着，像是从料子里面开出来的。
走了约莫有十几圈，梅太太觉得腿有些酸了，便又坐回长椅上。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亮闪闪的，晃得人微微眯起眼。风比先前凉了些，却更软了。
她忽然想起很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还在老家，也是春天，一个人跑到镇子外面的小河边坐着。那时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大约是一些轻飘飘的愁绪，和同样轻飘飘的憧憬。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愁绪是真的愁绪，憧憬也是真的憧憬，只是隔了二十几年的光景回头看，都薄薄的，像一张宣纸，透光，却不压手。
五点钟了。
梅太太看看腕上的表，慢慢站起来，拿起皮包，拍去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上坡的时候，她在半坡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段河水。河水还是那样流着，不急不缓的，好像这一个下午在它那里算不得什么。可对梅太太来说，这一个下午，是算得什么的。
车子往回开的时候，路上车渐渐多了起来，都是归家的人。梅太太把车窗摇下一点缝，风钻进来，把她的鬓发吹得微微飘起来。她也不去拢，只觉着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静静的，那种静，不是空，是满——满得恰到好处，像春末的河水，不溢不亏。
快进城的那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珍珠项链。珠子温温的，带着体温。梅太太轻轻舒出一口气来。
她想，以后要多出来坐坐的。
不为别的，就为这一下午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