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都不能外借了，我只好在炎炎夏日来到上海图书馆的综合资料馆。我把4本书的索书单给了服务台，被告知，我的号码是48。我坐在服务台对面的休息区等待4本书出库，电子显示屏上显示，52号的书来了，69号的书来了，83号的书来了……但，48号的书迟迟未到。这些书，《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前夕》和《征途》，4本“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大概已经很久很久没人问津了，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注定了它们只能掩藏在书库最隐秘的犄角旮旯，突然有人来访，怕是那几台滑行在轨道上如同小翻斗的书匣子，都有些不知道往哪里去找寻了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的书终于来了。《前夕》，500多页的一本小说，厚得异乎寻常，可能纸张太差，经手的人一多，就成了这样。而书的勒口看上去黑黢黢的，则是时光抚摸的痕迹——留在封底内封上的借书卡记录，这本书最后一次外借的时间时1976年6月23日，打那以后，这本书就静静地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蒙尘，已经40年。
1976年1月8日早晨，我提着个竹篮子去东茭白园路牛奶站拿牛奶。从家到牛奶站，步行需要10分钟，回来的路上，听见家家户户的无线电里传出播音员正用沉痛的语气播送的讣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了。10分钟的回家路，从每一户人家的窗户里传出的悲痛欲绝的声音灌入我的耳朵，就算是一个12岁的小孩，脚步也会变得沉重起来，心头更是一紧。
那时，虽然消息闭塞，但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疾一事在坊间流传了许久，“这颗大树不能倒”，这一句忧患之语，让全国人民一想到周恩来总理就不知所措，就连我这样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人惶恐起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我们学校在操场上开了一个追悼会，那以后，清贫的日子又照常起来。谁又能想到呢？一切步入正轨后不久，1976年6月6日，开国元勋朱德去世了。这一次照例在操场上开追悼会，6月的骄阳已经开好灼热，我们学校就在江浦路上的冷冻机厂对面，四周几乎没有树荫，热得我们根本在操场上待不住。可老师们嚎啕大哭又让我们不敢乱说乱动，那种特别异样的感受让我牢牢地记住了1976年暑假。
那时的暑假，家里不缺大人，我家的小院子里，郑家有不怎么上班的郑大妈，汪家在卷烟厂上班的汪阿姨因为三班倒让我们感觉在家的时间很多，而我家，除了从没有上过班的奶奶外，我妈也是三班倒的纺织厂女工，那时又开始实行“两两制”，亦即上两天早班两天中班两天夜班在休息两天的翻班制，以致，给别人的感觉我妈也总是赋闲在家。好像总是在家的大人，加上我们这些放了暑假的孩子，每天中午在家吃饭的人，很多，热浪裹挟下，暑假里的每一顿午饭都吃得热气腾腾的。
那天中午，我妈偷懒煮了一锅泡饭打发我和弟弟，我一看中饭是泡饭就咸菜炒毛豆，正不高兴呢，汪阿姨说来我家吃冷面吧，我赶紧拿起饭碗欣然前往。接过汪阿姨盛满了冷面还加了豆芽炒韭菜浇头的饭碗，我跟他们家的四女儿、五女儿以及小儿子一起，盘腿坐在他家那张宽大的从江西弄回来的竹床上，舒服地吃面。
就在这时，收音机里传出的一句话，震惊了我。它说：“现在，我正站在将来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分水岭上”，余下的时间，我吃着面不再搭理跟我一起坐在竹床上吃面的汪家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抻长的耳朵一心想要知道，正在播出的长篇小说，是哪一部。
是胡尹强的《前夕》。
每天半小时的小说连播节目，让《前夕》变成了一只很会挠痒痒的小猫，日夜抓挠着我的心，就央求爸爸去工厂的图书馆帮我借到这本书。可是，爸爸一到厂里就会忘记我的事情，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替我将这本有着模糊的酱红色封面的《前夕》借回家。
从学着看长篇小说开始，一本书拿到手我会忘乎所以地一头栽进书里，为此不知道被妈妈呵斥过杜少次。拿到《前夕》，又适逢暑假，我端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废寝忘食地读起来。只是，连电风扇都罕见的1976年，夏天的晚上就无法读书了，更不要说我特别擅长的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读书了。就算晚上没法读书，《前夕》也很快被我就读完了，也许太囫囵吞枣，动念写一写自己少年时读过的那些书，关于《前夕》，只记得是一个写中学校园的故事。
40年后的夏天，我来到上海图书馆找到《前夕》来验证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将12岁的我迷得手不释卷：
方壮涛和夏剑萍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被分配到锦江中学。锦江中学是一所名气很大的升学率很可观的学校，有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极度重视学生成绩的校长陈文海。方壮涛一到锦江中学，就发现学校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即按照彭家禄、唐习勋这两位老师的意愿办学，结果是只有钟望麒这种能获得数学金奖和作文大奖的学生才获益，农民的后代刘振洪则因为考试总是不及格得到的永远是彭、唐两位老师的刁难和讥讽。在用扁担扛着行李进学校的方壮涛看来，锦江中学问题很大，于是，他站了出来，带领学生去农村帮助农忙三抢以替代课堂教学，公然反对陈文海校长用《论语》激励教师好好教学的做法……
重读，才发现少年时读的《前夕》，只是鸿篇巨制的第一部《峥嵘岁月》。1976年6月推出第一部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夕》戛然而止。这样的主题先行，这样的为了主题而设计的人物关系，这样匪夷所思的对话：
“罗同志，眼光要放远一点，就是你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现代化，将来也还得靠这些教授、专家、工程师啊！“
“什么话！我们还得靠他们？不！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我们靠毛主席！靠共产党，靠人民公社！”
陈文海校长和农民罗长林的一段对话，多少能看出少年时期我将大量时间用在了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可惜，时光一去不复返，与其抱怨，不如像《前夕》的作者胡尹强一样，甩掉《前夕》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