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王戎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曾被大将军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还参与过晋灭吴之战。就是这样一个名士，担任三公后就随着当时的趋向升降、沉浮，对于国家的政事没有了匡正与救助。他把事情委托给下属，自己则轻身外出，整日游玩山水。
《资治通鉴》记载他生性贪婪、吝啬，园林田地遍天下了还时常独自手持筹码昼夜计算，表现的好象总是不满足的样子。他自己家里种的李子非常好，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种子，于是就在李子核上钻了洞。这样的奇葩做法恐怕也是前无古人了。
他所赏识提拔的人也都只看虚名。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与王戎会面。王戎问他说：“圣人看重名分，老、庄明了自然，他们的宗旨是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莫非不同？”王戎对此回答赞叹不已，于是征召阮瞻。对这件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三语掾”。
如果说重财毁种是体现的个人品性，但对阮瞻的征召就是于公不利的表现了，虽然这个典故后人多用为对幕府官员的赞美词，但只因阮瞻语意模棱两可的“将无同”三个字回答就认定其言善，进而“辟之为掾”，这种单一、片面的对人赏识提拔的做法，用现代干部管理的眼光看恐怕也是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当事人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当然是我们不可妄自揣测的，史籍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个任凭我们思绪漫游的小故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