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那个炎夏的正午，阳光白得晃眼，晒得地面发烫，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
我正蜷在堂屋凉席上昏昏欲睡，母亲的怒骂和粗暴的拖拽猛地把我拽回现实。
“死丫头！你弟弟呢？！快给我找回来！”
弟弟又溜了。
作为比他大两岁的“丫头兼小厮”，从记事起，在我还扛不动锄头时，他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我像只被驱赶的小兽，跌跌撞撞地满村子搜寻那个淘气的“小祖宗”。
我的呼喊被热浪无声吞没。
最后，在村子北边窑厂那个浑浊的大水塘边，我找到了他。
水塘里扑腾着一群光溜溜的男人和小男孩，弟弟那颗湿漉漉的小脑袋也在其中。
我带着哭腔喊他名字，他只嬉皮笑脸地回头应一声“姐！”，便又扎进水里，死活不肯上岸。
一群赤条条的男性身体让我臊得满脸通红，心怦怦跳。
实在不敢往前去，只能缩在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后，又急又怕地等着，盼他玩累了、腻了，好哄回去交差，免一顿毒打。
没过多久，树下又悄悄聚过来几个同样怯生生、汗津津的小身影。是王忍冬、赵春桃、孙秋菊……都是熟面孔。
彼此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们这群人，存在的唯一任务，就是找到并伺候好各自家里的“太子”。
我们就是田野里最不起眼、最苦涩的花儿，匍匐在泥土里，默默供养着那些被视为珍宝的苗。
王忍冬是我们中最沉默、挨打最多的一个，像块被随手捡起的破抹布。
她家仿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爷奶爹妈、叔伯兄弟，甚至堂兄弟，但凡谁心里攒了点邪火、受了点窝囊气，都可以在她身上找补回来。
她挨的打，比我们加起来都多。
玩累了的“太子”们终于肯上岸了。
苦菜花们立刻自觉地弓下瘦小的脊背，成为他们回家的坐骑。
我弟瘦小，我咬咬牙，憋足一口气，还能颤巍巍地背动。
王忍冬的弟弟却像座移动的小山，又高又壮，生生比她大出一圈。
他往王忍冬背上一趴，王忍冬的脸瞬间憋得通红，腰被压得几乎弯成直角，走几步就得停下大口喘气。
她弟不耐烦了，两只手揪住她汗湿的羊角辫，嘴里“驾！驾！”地吆喝着，像驱赶一头不听话的牲口。
王忍冬一声不吭，只是咬着下唇，豆大的汗珠混着尘土滚落。
那个漫长又苦涩的夏天快结束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传来：王忍冬的弟弟淹死在了那个大水塘里。
她爸的天塌了，人也彻底疯了。
皮带像淬了毒的鞭子，不分昼夜地抽在王忍冬和她妈、她姐单薄的身上。
后来换成了冰冷的镢头柄，甚至直接上镢头。
男人一边疯狂地砸，一边发出野兽般绝望的嘶吼：“你们怎么不死？！我儿子没了，你们也别想活！都去死！！”
凄厉得不成人声的哭嚎和哀求，撕破了半个村庄死寂的夜。
我妈那晚脸色铁青，用尖利的指甲狠狠戳着我的头皮，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子：“贩千家！往后再不好好看着你弟弟，我也打死你！”
巨大的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冰冷刺骨。
我怕弟弟死，更怕自己死。
......
王忍冬娘仨趁着浓重的夜色逃了，像水汽一样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杳无音信。
她爸找不到人，跑到她外婆家大闹了一场，把做饭的铁锅砸了个稀巴烂。
那刺耳的破碎声，仿佛是我们所有女孩命运脆弱的回响，久久回荡在村子上空。
再大些，我居然能上学了。
因为我成绩出奇的好，成了父母脸上罕见的光彩。
他们虽不情愿，觉得是浪费，但在“脸上有光”这点虚荣面前，勉强点了头。
教室里，女孩子的座位常常空着——“看弟弟”、“放牛”、“收庄稼”……这些都是天经地义、无需解释的请假理由。
“苦菜花”里的钱招群，断断续续挣扎了两年，课本都没焐热，最终因要回家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而彻底告别了书本。
村里人对女孩读书这事儿，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共识：“睁睁眼，认俩字儿够用就行，早晚是人家的人”。
十四五岁，南下的绿皮火车就轰鸣着载走了她们稚嫩的肩膀，去远方陌生的流水线上，扛起弟弟们未来娶媳妇的砖瓦和彩礼。
我家境在村里算尚可，我也格外争气，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泥潭边缘的光，以为终于能挣出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然而，弟弟中考落榜要复读考高中，这笔额外的开销，像一把无情的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我刚冒头的希望。
我的书本和未来，被轻飘飘地换成了南下打工的硬座车票。
苦菜花们的凋零，各有各的路径，却都指向同一个深渊：
孙秋菊：
她弟弟有点轻微残疾（跛脚），一个姐姐出嫁换来的彩礼钱，远远不够给他“换”个媳妇进门。
于是，孙秋菊被父母像处理一件多余物品一样，塞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鳏夫，成了两个眼神怯怯的陌生孩子的后娘。
赵春桃：
是我们中最漂亮、最打眼的姑娘，个子高挑，皮肤白皙，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她爸妈给她“寻摸”了个“好婆家”——男方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萎缩，站都站不起来。
没关系，他家里有钱，开砖窑的。
赵春桃嫁过去后，她家立刻鸟枪换炮：她弟开上了崭新的小轿车，家里的土坯房也推倒翻盖成了气派的红砖大瓦房。
赵春桃那弯弯的笑眼，后来再也没在村里出现过。
陈麦穗：
曾让我们这群“苦菜花”无比羡慕——她没有弟弟，只有两个姐姐（陈大丫、陈二丫）。
那几年，她至少不用像我们一样当“小厮”，日子似乎轻松不少。
可这好日子薄得像层窗户纸。
她妈连着喝了两次剧毒的农药，终于把自己灌进了坟里。
两个姐姐出嫁后，她爸拿着两份沉甸甸的彩礼，风风光光地给她找了个后妈。
很快，后妈生下了一个白胖的小弟弟。
陈麦穗脸上那点短暂的轻松彻底消失了，她终究没能逃脱“丫头兼小厮”的宿命，背起了新弟弟。
那些有哥哥的女孩，命运同样浸泡在苦水里。
“换彩礼给哥哥娶媳妇”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使命和价码。
若哥哥太不成器，名声臭了或者身体残了，那价码还得翻倍，得“换”个嫂子回来撑门面……
那些早早就被火车拉去南方的女孩，用青春的血汗在流水线上换来的微薄薪水，十之八九都被家里以各种名目吸干了。
然后，像完成流水线上的最后一道工序，她们被召回来，按照父母谈好的价钱，嫁给别人家的“太子”。
婚后生了孩子，匆匆丢给婆婆，自己再跟着男人一起挤上南下的火车，继续挣钱——这循环往复、骨肉分离的日子，在村里人眼中，竟已算得上“好结局”、“有福气”。
也有在外打工时自己认识对象的：
有几个涉世未深的，被甜言蜜语哄骗，嫁到了比我们老家更偏远穷困的山沟里，穷日子实在熬不下去，成了丢下孩子跑路的“跑妻”。
也有几个找了当地打工仔的，男方身上总带着些显而易见的“短板”——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家徒四壁，或是性格乖戾。
回家找对象的呢？
等着她们的“太子”们，往往是村里挑剩下的“精华”：好吃懒做等着老婆养活的、吃喝嫖赌把家当旅馆的、动辄拳脚相加把老婆当沙袋的……留在农村等着找媳妇的男人，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类。
当然，勤劳朴实的后生也有，但像沙里淘金一样稀罕。
我在外打工那些年，也曾短暂地触碰到一丝异样的空气。
谈过一个二线城市底层的独生子。
他父母有稳定的退休金，房子虽小也算有个窝。但他长得实在不好看，图我模样还算周正。
可他父母像打量一件有瑕疵的货物，嫌我“无根无基拖累大”，最终这线希望也断了。
心灰意冷，我回到了老家县城，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那时，心里异常清醒，像被凉水浇透：村里的“太子”们，绝对不碰！
目标死死锁定在县城里，或者最低限度，城乡结合部也行。
代价？几乎是“零彩礼”。
这在我父母眼里，简直是奇耻大辱，是败家！
他们激烈地反对，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地列举：
“看看东头老王家闺女，要了八万八！”
“再看看西头老李家那个，长得五大三粗一脸麻子，人家开口就是六万六！值钱！”
对，他们用的就是“值钱”这个词，语气里充满了“好货贱卖”的痛心疾首和对我“不识抬举”的愤怒。
我脑子里盘算的却是另一本账：县城周边工厂多，机会多。
两口子不用背井离乡到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我能就近找活干，挣钱补贴家用，孩子也能自己多看顾着点，不至于彻底成了“留守儿童”。
这些关乎生存、温饱和未来那一点点可能性的实际考量，在他们对眼前“现钱”的狂热渴望面前，轻飘飘得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
幸而我还有姐姐李盼娣。
她大我八岁，是我暗夜里的微光。
她自己就是这条血泪路上的先行者。
十四岁辍学出去打工，像头不知疲倦的牛，一直干到二十三岁出嫁。
九年的血汗钱，一分一厘都被母亲以“存着给你办嫁妆”的温情名义收走了。
结果出嫁那天，所谓的“嫁妆”只有几床薄薄的棉花被。
她用自己剥皮蚀骨般的教训，在我刚踏上打工路时就不断敲打我，字字泣血：“妹啊，钱！自己攥死了！一分也别给家里！以后找对象，彩礼钱捏自己手里！记住了，捏死了！决不能给！”
找对象时，她像侦察兵一样帮我四处打听、参谋。
最终，她帮我相中了现在的老公。
虽然本质也是家里的“太子”（家里唯一的男孩），但他当过兵，在部队吃过苦，人比较勤快，不是那种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懒汉。
更重要的是，他家那片老房子当时风传快拆迁了，在当地算个不大不小的“香饽饽”，竟被我眼疾手快“抢”到了。
结婚时，姐姐更是顶着母亲“没给家里挣过钱，又没要回彩礼，还要什么嫁妆？空手抡过去就行！”的冷嘲热讽和巨大压力，咬牙掏出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私房钱，给我陪送了一个当时绝对称得上“大件”的家当——一台崭新的双门冰箱。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和那个嗡嗡作响的冰箱，是我踏入未知婚姻时，最坚实的底气。
然而，从刚结婚到生下第一个孩子的那两年，真真是炼狱般的煎熬。
新婚的磨合像钝刀子割肉，与公婆、大姑子、小姑子、妯娌的周旋步步惊心，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家庭环境心力交瘁……
再叠加上怀孕初期翻江倒海的呕吐、后期的腰酸背痛、夜不能寐，以及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缺钱的巨大阴影，足以把最坚韧的人压垮、摧毁。
太多女孩，就是在这个身体最虚弱、精神最无助、经济最窘迫的阶段，彻底看清了人性的深渊到底有多黑暗。
婆家也往往默契地选择在这个时机“立规矩”，要把新媳妇彻底“拿下”，打服、磨平，变成逆来顺受的“自己人”。
一个无依无靠、拖着个嗷嗷待哺吃奶孩子的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连一口热乎饭、一杯干净水，都能成为婆家拿捏要挟的筹码。
性命都捏在别人手里，可不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小仓鼠，踢打、辱骂、冷落、饥饿……怎么折磨都没人在乎，无人援手。
姐姐的远见和那台冰箱带来的“硬气”，帮我挡开了许多明枪暗箭。
但最重要的是，我死死记住了姐姐的话，自己手里一直捏着打工攒下的那点钱。人有钱，腰杆子是真的硬！
我能偷偷给孩子买罐好点的奶粉，能在被刻意刁难饿肚子时出去买碗面，能在冲突激烈时有个住小旅馆的退路。
真不敢想，那些要了高额彩礼、钱却被娘家一把拿走、自己两手空空嫁进来的姐妹，在怀孕生子这段最脆弱的日子里，要默默吞下婆家多少明里暗里的磋磨、羞辱和虐待。
“苦菜花”里的几些姐妹，在这道鬼门关前彻底崩溃了：
吴小燕：
出了月子没几天，趁婆家人不备，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像当年在烈日下寻找弟弟一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了村外的土路上，不知所踪。
钱招群：
怀孕五个月时，因为一点琐事，被喝醉的丈夫拳打脚踢，肚子疼得蜷缩在地。第二天，趁丈夫醉死如泥，她偷了抽屉里一把零钱，忍着剧痛，连夜爬上了一列不知开往何方的火车，只求离地狱远一点，再远一点。
周腊梅：
她性子比较烈，被婆婆和丈夫长期折磨逼到了绝境。
一天，在又一次无端的辱骂后，她双眼赤红，抄起厨房的菜刀冲到院子里，发疯般地把婆婆视若珍宝的看门大狼狗砍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结果，出乎意料，她没跑。
她婆婆看着发疯的媳妇和死透的爱犬，吓得魂飞魄散，连夜收拾包袱跑回娘家去了。
好在，时代终究是裹挟着一些微弱的变化，缓慢地向前滚动。
我们这些出去闯荡过、见过点外面世界、在流水线上听过不同口音故事的“苦菜花”们，心里都像被擦亮了一小块，开始透亮：
死路只有一条，活路却有很多。一个地方待不下去，把人往死里逼？那就跑！拼了命地跑！只要跑得够快，鞋底够硬，总能挣出一条活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