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一 杨芳的“果勇”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清军拒战必败。但是，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插图]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
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义律对此决计报复，发兵大肆进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插图]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至下午四时，英军占领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4月23日，吏部议奏，杨芳、怡良照溺职例革职。道光帝因“现当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