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一）

在唯美文学极盛的潮流中，文体日益完备，作品日益丰富，文学的地位日益高涨，文学的形式辞藻日益讲求的时代，于是论文的专家应运而生，批评作家与作品，辨别文体与讨论创作方法的专书也就适应这潮流而出现了。那些文学论者，无论他们的态度对于当代的文风，是赞成或是反对，但是那时的文学批评的显著进步，实由于唯美文学潮流的促进与刺激的事，是无可否认的。

在沈约、萧统、萧绎、刘孝绰、裴子野、颜之推、李谔诸人的文字里，对于文学，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但独成系统集中全力致身于批评事业而得到最大的成就的，是以《文心雕龙》与《诗品》驰名的刘勰与钟嵘。他们两个在中国过去二千年的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无比的。这原因是在于他们用客观精密的方法，与纯正专心的态度，对于文学的体裁、创作与批评，作了有系统的论述。绝不是后日那种或抒印象或传轶事的诗话、词话一类的零乱杂碎的文字。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据《梁书》本传，知道他博学家贫，笃信佛理，晚年烧发出家，改名慧地。他一生的大部精力，都用在佛典的研究上。定林寺的经藏，是他撰定的，寺塔与名僧的碑志，大半都是他的手笔。在梁朝他做过几次小官，先是临川王宏的记室，后外放作太末令，政声很好，后又作仁威、南康王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大概因为佛理与政治生活毕竟不能融洽，他还是烧了须发正式出家，皈依于佛教的怀抱了。

《文心雕龙》作于齐代。《时序篇》说的“暨皇齐御宝”，是可靠的证据。由此可知这一本书，是他早年的著作，由《徵圣》、《宗经》、《序志》诸篇对于孔子六艺的话看来，我们可以推论到他作这本书的时候，恐怕还没有信仰佛教，或者已在研究佛典，还没有到坚深信仰的地步。所以在那些文字里，没有半点佛理的影子，而处处显示进步派的儒家的理论来。我们更可进一步的推想，如果这本书不在他的早年完成，他晚年必定要放弃写这一类书的计划，即使著作，他的意见也必有大加更改的事，是非常可能的。惟其如此，这本书倒显出了他的特殊意义，因为书中的理论，完全是出于文学批评者的立场，而没有混杂宗教的主观色彩，使这书更加纯化，更值得我们重视了。

《文心雕龙》所讨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全书五十篇（缺《隐秀》一篇，今存四十九），对于文体的流别，作品的批评与创造的方法都讨论到了。他的篇名虽极其含混，次序虽极其紊乱，然而我们只要稍稍细心，他对于文学几点重要的意见，我们还可看得清楚。

关于书中对文学的观点，以下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1. 文质并重论

刘勰生于永明、天监之间，正是讲骈俪、声律的唯美文学的初盛时代。文学的发展，全都趋于形式雕饰的美，而缺乏内容的质。他在《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又在《物色篇》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他对于当代文学的新趋势，看得很是清楚。在这趋势里，有好处，也有弊病。好处是文学艺术的进步，弊病是文学缺少人生社会的内容而失去了它应有的使命。刘勰在这里，一面是接收这种艺术进步的成绩，同时又要挽回文学完全脱离人生社会的基础的危险。要双方能够调和顾到，处理适宜，才能达到文学理想的阶段。他说的：“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采篇》）”正是上面那种合则双美离则全伤的理论。铅黛文采若用得过度，自然有害于淑姿情性，若用得恰到好处，则有增于顾盼辩丽之美，是不待言的了。最好的作家与作品，就是要善于使用铅黛与文采，要能达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地步，那就无可非义了。

他的主要观念，是要一面节制文采的过度以防内质的贫弱，同时又要防止内质的过度以防文采的枯淡。他在这里既没有儒家道德观念的固执，也没有唯美主义者的艺术至上的偏激。他是调和双方的见解而取着文质并重的理论。因此说他是纯粹自然美的主张者，或是载道文学的提倡者，都是肤浅之见，这是我们必得注意的。他在《原道》、《序志》二篇中所说的道，只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与后代的文以载道的一家之道是完全不同的。

天地山川之形象的调整，草木云霞的颜色的美丽，林籁泉石的声音的和谐，无不是由自然之道而生，无不是自然界的文采。人有心灵的活动，自然就有言语，有了言语，就有文学，可知文学本由自然之道而生，并无何等精微奥妙的地方。不过有天才的作家，能够表现得更为美妙，而可流传于后世。这种天才的作家，刘勰称他为圣人。

2. 文学与环境

刘勰以前的论文家，如曹丕、陆机之流，都以天才为文学的决定因素。以为文质的变迁，作风的转变，完全由于作家天才的作用。到了刘勰，他虽一面承认才性的重要，但他认为文学的种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外面的社会环境。他在《时序篇》里，告诉我们自古代以至宋、齐之间的文学转变，都有时代环境的鲜明色彩。他虽说没有讨论到经济这一个重要观点，然而他认为政治、宗教、学术、风俗各方面对于文学有决定的力量的事，是说得很正确的。在这种地方，刘勰实在是社会学论者的文学批评家，他的理论在今日看来，虽未达到精密之境，在几种主要的观点上，确已建立了文艺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已经把世人视为纯粹出于天才创作的文学同复杂的社会环境，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他除了讨论这种共有的时代环境对于文学的关系以外，还注意到气候、时令与山川、风景影响于作家与作品的自然环境。这些环境一面刺激作家的创作动机，同时又能锻炼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他这种文学的物感说，应用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都是极重要的意见。

3. 批评论的建立

因为刘勰最懂得文学的性质与意义，所以他对于创作与批评的艰苦也了解得非常深切。他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偏于主观与印象以及未能达到求因明变的工作，感着不满意。所以他在《序志篇》说：“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谓不周、无当、寡要、疏略等类的弊病，都是因为没有建立客观的批评方法，只偏于主观印象而流于散漫之故。不能寻根索源，因为他们忽略了作品与环境的重要关系，而只就作家的才性与技巧本身上立论之故。他认为要树立精密的批评，必先要免去这些流弊。批评诚然是难事，如果批评家有公正的态度，广博的学识，与客观的批评标准，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文学是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合流的表现，同时又是共有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并且文字构造的美妙与音调的和谐，都可加以人工的分析和说明，那么一个作家和一种作品，一定都有他的可以说明的客观的价值。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原，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战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知音篇》）”他在这里说明文学批评完全是可能的事，为要达到这种可能的阶段，于是他建立了最有系统的客观的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