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明晃晃的太阳摊了一地。这么好的春光，不出去逛逛，真格是辜负。
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相信奶奶的那些老话了。那都是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年轻时，愣头青一个，往往很硬气，喜欢跟传统对着干。吃了几遭苦头，慢慢不敢逞强了。
今天我遵循的就是“春捂秋冻”。阳光虽好，棉袄加身。
走在街上，突然“砰”一声巨响，白烟滚滚。有妇人手端簸箕，朝着躺在地上的一个大黑箱子跑过去。
好熟悉的场景。我的心头一热，也朝着那个黑箱子急奔过去。
一个被烟火熏烤成花脸的男人。一台小碳炉。一个大肚子爆米花机，头顶装有压力表。一个黑木头箱子，后面拖着一个长蓝布兜。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爆米花，简直就是一场神奇的魔术。
正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做爆米花的生意人就到村子里来了。
他的到来，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各家各户的孩子都坐不住了。
他是怎么潜入村子的，我不知道。我发现他的时候，都是因为他弄出来的“砰”“砰”的响声。还有那带有香气的烟雾。
我迫不及待地去拽奶奶的衣襟，央求她赶紧去舀粮食。奶奶用瓢舀了玉米，又用搪瓷缸子盛了大米，两手端着。我拿一个簸箕，妹妹也拿一个簸箕，我们前呼后拥，隆重地来了。
等着爆玉米花的人家真不少。村民们分散地围拢着，不必排队，但是讲究的是一个“先来后到”的秩序，如同现在去银行叫号，轮到谁了就是谁，没有人争抢。
孩子们踢跳搏猴，兴奋异常。大人们嘴里念念有词，嫌爆米花是浪费粮食。那时候粮食短缺。凡是当做零食吃着玩，都被认为是浪费。
生意人只顾低头烧火。炉灶是烧煤炭的，有风箱。火势很旺。炉子上的黑家伙形同炮弹，头顶装有仪表，有盖子。打开盖子，把玉米粒装进去，盖结实了，放倒在炉膛上，一边转，一边烧火。
火候到了。匠人起身，把“黑炮弹”竖起来，“炮弹口”对准黑箱子。人群稍稍散开一点。早有胆小的孩子吓得捂住了耳朵。“砰”一声巨响。白烟加香气，滚滚一团。
黑箱子真真的就是一个魔术箱。大家眼睁睁看见倒进去的是半缸玉米粒，活脱脱就成了一大簸箕爆米花。箱子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布口袋，哗啦哗啦，感觉里面没有了，可是还能倒出许多。
孩子们一阵骚动。争着拾撒在地上的爆米花。塞进嘴巴，双齿合拢，一咬，咯蹦蹦，酥脆酥脆的。越嚼越有味道。
先爆出来的人家捧着簸箕，挨个邀请大家先尝。有人捏了几个放在嘴里，说香。也有人推让，说马上自家的也要出炉了。
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糖精是个好东西。各家都要求多给加入糖精才好。
沂蒙山区主产粮食是小麦玉米地瓜小米高粱。那时，农村几乎不吃大米。因为我家八口人有六口吃国库粮，所以大米也常吃。每次爆玉米花，奶奶都捎带着爆一簸箕大米花。因其稀罕变得特别诱人。大米花里加了糖精。几乎不用嚼，入口即化，还化出满口香甜。奶奶常常把大米花分给邻里孩子一些。给他们塞满一个口袋，再塞满另一个口袋。也有伸出两只小手，捧着的。那样就会从指缝里掉落一些。被眼尖的鸡看见了，跑来抢去。
一大簸箕玉米花，也是经不住孩子吃的。很快，簸箕就见底了。剩下一些没有开花的玉米粒，我们叫它“哑巴”。高温高压之下，总有一些玉米粒顽冥不化。原来，玉米界也不缺少任性的“哑巴”！
起初，有一朵一朵蓬松的爆米花，大家都不肯吃“哑巴”。可是，等只剩下“哑巴”的时候，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哑巴”的香，因为没有炸开，反倒有了一种内敛的浓郁。
当我五十岁的时候，走在街上，看到了童年的爆米花机，与其说是想吃，不如说是怀念。
“爆米花多少钱一包？”我问。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一张阔脸，样子如同加菲猫，说“一包三块，两包五块”。
我买了两包。叮嘱不要加糖精的。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人制作爆米花，女人包装，一对儿女卖。女儿约十六七的样子。二胎生了儿子，爱得很，好鱼好肉地喂养，吃成了加菲猫。
除了爆米花。我今天还去超市买了三种炒豆。分别是炒黄豆，炒青豆，还有一种海苔味的青豆。站在超市里，我不禁惊讶，也不知店家哪来的那么多心思，如今过个二月二，竟然炒豆的品味就有了几十种之多。我呢，永远还是崇尚原味的。
沂源人有二月二吃炒豆的习俗。记得小时候，老人们说，这叫“料豆”。原本二月二是要炒豆子喂牲口的。经过了一个寒冬，牲口天天吃干草，跌了膘。开春了，牛要春耕了。喂上“料豆”，好好养养精气神，让它们不待扬鞭自奋蹄。
炒料豆是有讲究的。既不能生，又不能糊。最好是用一种发白的观音土炒。具体炒制过程我没见过。我是只管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