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师承的传统，即学生不能超过老师。在我心目中，王小波是我的老师。他也写过这个题目，但我总大逆不道的以为他写的不是很好。上纲上线的讲，他缺乏辩证的态度，那我今天就要忤逆一回，也不管师承不师承了。
在我所结识的国学圈子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盼好的人。一种是瞎浪漫的人。不盼好的具体表现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仁义充塞，率兽食人！”“寄希望于国学复兴，救世界黎民于万世！”他们的意思大抵是说，现在我们的世界并不怎么好，至少不合他们的意，而他们的意，浅一点说便是大同，深一点说便是“道可道，非常道”了。我翻开历史一查，上溯中古，哪朝哪代也有这样的人，真是可亲可敬，为国家民族操碎了心。现在不仅为国家民族操心，还操世界与人类的心，真可谓是远轶前古，在下不胜随喜赞叹之！
我上面的语言乃是讽刺，这我必须坦白交代，以免他们把我认为是他们的同志。我的真实态度是：其实他们的行为说不上是可恶，至少算是有些奇怪。当我们取得了一个阶段的胜利的时候，他们总跑出来泼冷水说完了“人心不古”，却不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古”的好。言必称尧舜，只怕是喜欢远古时期三分熟的肉，和衣不蔽体的自在，绝对不是热爱那时的氛围。况且，如果这个社会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多弊病，那我们真是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弊病倒也无妨，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是有事没事就自己臆想出来个矛盾，还逼着别人也承认他，这便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了。假想敌人存在的唯一必要性，就是使他们自己不会感到尴尬。
而另一种瞎浪漫的人热衷于体味国学，与其说体味国学，不如说体味沉浸在传统里的优越感，而且这优越感不是别人赋予的，乃是其自己发生的，于是这优越感更显珍贵。比如梁漱溟曾论述过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优越性，即中国人做事情总以对方为重，从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出发，即从伦理出发，免去了许多麻烦。比如A是B的父亲，则B须从父子关系出发，先考虑如何对待父亲，再将其应用到如何对待B上。而不是单从自己私利出发，也不是把父亲当做一个单独的“人”来对待。简言之，白马非马，爹不是人。这种概述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对这种伦理本位，梁先生认为这是绝妙的发明，并归功于周孔教化，这解决了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弊端。我十分同意。我们先要说，这个研究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的曲高和寡，而是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因此如果没有伦理本位这个词，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们也能够发现这种模式的优越性，虽然“道可道，非常道”，说不出来，但是总能细细品味，感觉出周孔教化的美好：“啊！我生活在这样和谐而温情的社会之中，简直没有白活一场！”实际上这无异于浪费生命，体味美好就是浪费生命，不管是真美好还是假美好。
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大之中，就好比一个人在装睡，永远无法被叫醒，以此观之，这样的人和上世纪的老顽固们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如果说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自大感来自于蛊惑宣传，我实在不知这种来自内心的优越感算是什么，或许这些人民天生就带有被蛊惑的基因。
我是一名国学爱好者，我深知国学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甚至不该被这样笼统的称呼。我们只看到国学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圣人化，人们要么认为他是糟粕，要么对其寄予天大的希望。坦白说，我活了十几年，所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四个字：合理、正常。这也许听起来十分好笑，但却十分有益。这不仅是事物本来的面貌，也是我们应该抱有的态度。既然人能作为人而不是其他动物来思考，就必须以合理正常的视角看待事物，这或许可以叫做理性。十几年不算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时间长度，我总结的经验也未必对别人有用，但梁漱溟说过：“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有了这种观点，人们就不必惧怕短暂的不可知性，在平常,这叫做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哲学上,这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