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山国之路(6)

五、墨山国与墨山国之路

墨山国的所在，依据《汉书·西域传》提供的与焉耆、危须、尉犁等国的距离及相对方位，最早由格伦纳德（Grenard）提出应当在库鲁克塔格西部[80]。1915年春，斯坦因从吐鲁番出发，跨托克逊河，向南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深入库鲁克塔格腹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并详细记录于其名著《亚洲腹地》一书中[81]。其中他对辛格尔（Singer）及兴地（Shindi）两地的调查，对我们研究墨山国尤其有价值。根据斯坦因的报告，辛格尔绿洲在库鲁克塔格山间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理学特征，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方面的。辛格尔不同于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是空气相对湿润，深冬相对温暖，即使在最干燥的季节，空中仍然能看到云雾；斯坦因还尝试探讨了这种小气候形成的地理条件[82]。这可以解释在库鲁克塔格山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泉水丰沛、植被茂盛、农牧皆宜的小绿洲。把这里看作西汉墨山国的中心，当然是有理由的。

斯坦因还考察了辛格尔西北方向的破城子、干草湖一带[83]。那里比较优越的水草条件，也给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代学者对这一带的考察，证实了斯坦因报告的精确性。根据近年（1989）最新的调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东部，干草湖以西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发现一座古城，从这里向北至焉耆，“沿途有胡杨林带和红柳，溪水潺潺，风景十分优美，不失为行旅的佳道”，并因此认定这里才是古墨山国故址[84]。

从这些材料看，库鲁克塔格中西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山间绿洲和草场，泉水出露地段甚多，是放牧和狩猎的好去处。1928年春，瑞典学者贝格曼（F. Bergman）考察了兴地山谷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代墨山国（当然还有后代的库鲁克塔格居民）的狩猎和放牧生活，是研究库鲁克塔格古代历史的重要素材[85]。古墨山国居民主要的经济生活形式，正是放牧和狩猎。库鲁克塔格西部（包括辛格尔在内）的气候和水草条件，使这里可以四季放牧（即在山间不同地带分别形成冬牧场和夏牧场）。直到今天，库鲁克塔格一线仍然是猎户乐于光顾的地方。此外，这里还是野骆驼的主要繁息地之一。

可是，我认为，今天库鲁克塔格山地的水草条件，比起古代（唐代或北朝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下降。据《汉书·西域传》，当时的墨山国有“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今天，库鲁克塔格山间的居民数量却远远不能达到西汉时代的水平，说明这个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是在逐步变得恶劣的。再以辛格尔为例，当斯坦因前往调查时，那里只有一户人家。清末的《辛卯侍行记》中，生额尔（即辛格尔）下注云：“或名五户地，有池及树，缠回一家，地三十亩，半耕半牧。[86]”以今天库鲁克塔格的自然状况，去想象西汉时代墨山国的面貌，是有些困难的。

自从汉朝政府把经由墨山国主要绿洲、通往车师盆地的这条“墨山国之路”当做战略交通线以后，墨山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受到了哪些影响，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墨山国的君臣百姓，为路经此地的汉朝使节或军队担任向导，提供牲畜，补充给养，提供水草等等，有时还可能要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这些，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面。我想，由于汉朝对这条战略交通线的重视，墨山国会感受到一定压力，其主体可能逐步向西移动。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材料。

从楼兰城沿孔雀河向西，在营盘地方渡河，再向北行，可抵兴地山谷。这是墨山国之路在楼兰一边的起点。营盘古城遗迹及墓地，是此地古代繁盛的证明[87]。斯坦因在营盘以西发现的烽燧线，以及从营盘到兴地之间发现的烽燧线，都是古代（汉代）丝路干道的标志。其中营盘与兴地山谷之间的烽燧，可以说是墨山国之路的南端，这一带的汉魏遗迹就是最坚强的证据[88]

墨山国之路的北端，当然是汉魏的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这条由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入罗布淖尔地区的道路，虽然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早已不能如汉魏时代那样畅达，但自古以来，始终就是沟通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捷径。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上，也标示出这条古道。清代及民国的有关材料里，称这条道路为“吐鲁番歧路”。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载此路甚明晰，今录其文于下[89]（其夹注略去）：

又自沙白特坎尔西南行，三十里入觉罗塔克山峡，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习布拉克，一百七十里乌宗布拉克，西南入孔木达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额尔，六十里阿子杆布拉克，转西南六十里托乎喇布拉可，五十里营盘海子。

民国初期的谢彬《新疆游记》于“新疆迪化道属”一章中附“鄯善歧路”，亦载此路，行程距离几乎全同《辛卯侍行记》[90]。可能所据的地方档案材料相同。所记各地名，今天大致可稽。沙白特坎尔，即今底坎。底坎是大海道与墨山国之路分歧的地方。

在乌宗布拉克与阿习布拉克之间，应该还有一些地方，在古代可能十分重要。可以指出来的就是梧桐沟。从名称上就反映出这里水草条件不错，曾经分布胡杨林。黄文弼先生1930年自鲁克沁南行，越库鲁克塔格至罗布泊，所走的路线并不是古代的墨山国之路，但其北段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据黄先生自述，一个重要的石器遗址是英都尔库什（黄先生在日记中称之曰英都尔戈棋[91]），“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92]。这个地方也在梧桐沟一带。

这个梧桐沟，让我想起十六国时期的高桐关或高梧关。这涉及吕光西征之后回师凉州的路线。《晋书·吕光载记》，光自龟兹还军，未至高昌，前秦高昌郡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翰遂降光。《资治通鉴》卷106太元十年（385）载其事甚详，今录写如下：

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西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阨，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弗听。……光闻杨翰之策，惧，不敢进。

是《晋书》之高桐，即《通鉴》之高梧。案宜禾为晋昌郡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以东，其地在今安西县南岔乡的六工破村[93]。因此，上引文中的宜禾或别有所指，或为史书错谬，二者必居其一。胡三省注高梧谷口曰：“当在高昌西界。”注伊吾关曰：“伊吾县，晋置，属晋昌郡，有伊吾关。”前面我们讨论过魏晋时代的伊吾问题，十六国前期的伊吾县，当仍魏晋之旧，寄治敦煌（西晋惠帝以后属晋昌），伊吾关，应当就是西晋伊吾都尉所在，其地在晋昌北境的北山（马鬃山）南麓。这个伊吾并不是东汉时候的伊吾。胡三省能见及此，殊为难得，清人赞胡注优于地理，不为无因。但是胡注谓伊吾有伊吾关，不见于他书，或别有所本。这里是否足以构成阻截敦煌与酒泉间交通的军事关隘，我们还不能遽下结论，请俟诸今后的研究。胡注高梧在高昌西界，就不成立了。吕光自龟兹向高昌，当然是走银山道。若高梧谷口在高昌以西，杨翰自可率军拒敌，又何必献策于梁熙？梁熙不听，不是不欲拒吕光，而是不欲派遣大军前往这个名叫高梧的关口。思考焉耆与高昌间的地理形势，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军事要地。那么，高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吕光大军自高昌至玉门，走的是什么路线。这时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为鲜卑势力所控制，伊吾路不通，吕光不可能走伊吾路。他可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大海道或墨山国之路。大海道较为捷近，墨山国之路较为迂曲。冯承钧先生认为吕光东归是走大海道[94]。如果是这样，那么高梧谷口就应该在大海道的中间某处了。但是《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描述大海道的情形曰：“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这条路上虽然也偶有泉水，但水量很小，不能供应大队人马，更不可能供应吕光那支庞大的军队。另外，如果把高梧安在大海道上，似乎也不符合杨翰语中所暗示的高梧谷口与伊吾关的距离。我认为，吕光大军自高昌向敦煌，所走的路线是墨山国之路，翻越库鲁克塔格之后，或循来路回玉门，或自楼兰迳罗布泊北岸东至玉门。吕光西征与东归，都走了墨山国之路。因此，所谓高桐或高梧，就在墨山国之路的某一个重要位置上，我认为就是今乌宗布拉克东端的梧桐沟一带。

作为地名的高桐或高梧，所描述的都是生长良好的胡杨林带。从鲁克沁南出，迳确洛塔格山峡，直至梧桐沟，三百多里之内，水草条件都很一般，所以梧桐沟一带实在是最好的行旅休整之地。如果在这里设关卡，对于长途跋涉、人马饥渴的军队来说，应当是相当有威胁的。杨翰本意，是请梁熙派遣军队到这里驻守，既可威慑东归的吕光，又可与高昌互为支援，壮自己的胆；只是担心梁熙嫌路程太远，才又建议驻守伊吾关。

高桐或高梧，即梧桐沟一带，在唐代可能还是一个重要地方。《通典》卷174州郡四交河郡条：“东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按照《通典》行文的一般格式，在“南至”与“三百五十里”之间，应该有一个地名。“荒山”，指库鲁克塔格。所谓“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是指从库鲁克塔格到吐蕃屯城（今米兰）间，有一千余里。这些道里描述基本正确。那么，从交河向南（经墨山国之路）三百五十里，有一个什么地名呢？依据前面引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从底坎到乌宗布拉克恰好是三百五十里。案唐代交河郡即西州，治高昌。所以可以推定，《通典》此处所缺少的地名，应当就是高桐或高梧，其地即今之梧桐沟[95]。

墨山国之路的考述，到此基本结束。应该强调的是，以上讨论虽然注意到了文献与考古调查资料的结合，但都还是间接的。对于墨山国之路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水资源的变化），现在很难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证。1910年年底，日本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到达罗布沙漠。他在《中亚探险》一书中以“无人之地”为题记述这一经历，并声称：“（库鲁克塔格山间）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人居住。[96]”当然他并不是循着古代墨山国之路南下，但是在古代，即使库鲁克塔格东部，也不可能就无人居住。只不过橘瑞超时代的库鲁克塔格山间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水草条件异常恶劣的今日的库鲁克塔格，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原载《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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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此山国亦当作墨山国，王下当有治墨山城四字。”至焉耆道里，则引《西域图考》曰：“当云三百六十里，乃与诸传合。”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以去尉犁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依据《汉书·西域传》所记尉犁、焉耆和危须距长安的道里数及其相互的距离，勘比山国（即墨山国）与这三地的空间关系，就会发现许多矛盾、牴牾之处。请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473-477。

[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正》卷上及丁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均主张山国当作墨山国，分见《二十五史三编》，第三册，岳麓书社，1994, p.835、p.1033。

[3]  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pp.117-118。

[4]  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4. 根据同书同页注释6, 较早讨论山国方位并推定辛格尔(Singer)或克孜尔辛格尔（Kizil-sangir，又写作Kyzyr-sanghyr）绿洲一带，即是两汉山国的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还有Grenard和Herrmann等。又请参看沙畹（E. 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均译，商务印书馆，1962, p.49。近来新疆考古工作者，依据实地调查，提出在辛格尔以东，库鲁克塔格南麓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的夏尔托卡依古城，才是山国故址，见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我认为，山国既是游牧小国，最初并非城居，库鲁克塔格东西一线皆其放牧之地，其实不能定死某地为其故址。既然辛格尔绿洲的水草条件相对更好，以其为山国中心当无大谬。

[5]  荀悦《汉纪》卷十二列三十六国，分为次大国和小国两等，山国与车师皆小国，尉犁、危须和焉耆为次大国。案据《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有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略少于尉犁和危须，比墨山国的实力要强得多。

[6]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王国（即墨山国）与尉犁、危须“皆并属焉耆”，所述可能是东汉末年的情况，但揆以情理，更早时候的墨山国，总会役属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强大势力的。

[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一部分第三章，pp.59-70。此外中外学者有零星言及这条道路的论著，我们在后文中还要一一提及。

[8]  今本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谓吕光西征在十八年九月。可是成书略早的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建元）十九年，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同。知《高僧传》误。

[9]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pp.168-169。

[1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pp.136-137。

[11]库鲁克塔格(Kuruk-tagh)，维语即干山之意。

[12]日本学者对于吕光西征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些探讨，大致上是认为西域部分国家如鄯善、车师前部等，希望借助苻秦的军事力量，打通西域商路，活跃东西贸易，于其间求利。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书店，昭和四十三年(1968), p.106；松田寿男也暗示性地提到苻秦西征历史中鄯善与车师前部出于贸易的动机，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p.157。余太山先生更进一步认定当时垄断丝路利益、阻梗商路的势力就是后来吕光西征所重点打击的龟兹，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133。我倒认为应从西域历史的一般情形出发，把发生在绿洲国家间的恩怨离合、势力消长，同天山以北或葱岭以西的草原游牧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这样，所谓“大宛”的说法才会有着落。

[1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悦般国的方位”，中译本，pp.220-228。

[1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齐著《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pp.270-287；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7, pp.103-114。余太山先生对这种观点还提出了新的论证方法，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38-139。但是我不敢轻信《魏书·西域传》中称悦般为北匈奴余部的说法，也许松田寿男的意见更可取，见前注。

[15]《太平御览》卷125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前秦）建元十九年，……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魏书·略阳氐吕光传》：“坚以光为骁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晋书·苻坚载记》：“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十八年（案当作十九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案当作焉）耆诸国。”《晋书·艺术·鸠摩罗什传》及《晋书·四夷·龟兹传》同。《资治通鉴》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

[16]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pp.256-268。

[17]沙畹(E. Chavannes)：《宋云行记笺注》 (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中译本，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商务印书馆, 1962, p.13。

[18]《魏书·西域传》且末国条：“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19]黄文房：《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载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编《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pp.306-314。

[20]关于伊循与扜泥的相对位置，我没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接受了以下论著的影响：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25-35；大谷胜真《鄯善国都考》，载《西北古地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5, pp.1-17；藤田丰八《扜泥城与伊循城》，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1-9；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90-114。这些论著观点很不一致，但都富有启发性，引人深思。我大致上采用通常的观点，即认为伊循为今米兰(Miran)，扜泥为今若羌(Charkhlik)。近读王炳华先生关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材料的文章，其中述及1989年秋在米兰的考察，对伊循屯城的调查和推想等等，都是极为有趣的，见《“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p.21-41。

[21]我不同意目前所流行的认为前凉后期楼兰古城(LA、LK)一带已经废弃的观点，我认为楼兰古城的废弃要更晚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将另撰文予以论证。

[22]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pp.1-10。

[23]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pp.14-20。

[24]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215-217。

[25]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36-47。

[26]承精通维吾尔语的巫新华先生见告，维吾尔语之鲁克沁(Lukchun)，很有可能就是汉语“柳中城”的转音。

[27]关于楼兰古都的方位，至今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学界讨论之多，不胜缕举。大致上有两种意见，即：1) LA是楼兰国古都，前77年后迁都扜泥；2) 楼兰古都本在扜泥，前77年以后没有发生迁都问题。近来林梅村先生又提出第三种意见，认为罗布泊以北的LE城是楼兰始都，见林文《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6期， pp.79-85。目前对林文否定性的意见比较多，突出的文章如黄盛璋先生《初论楼兰国始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1996年第8期， pp.62-72。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孟凡人先生的研究，见孟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168-198。

[28]《汉书·西域传》载第二次在征和四年（前89），兹据《汉书·武帝纪》改。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37。

[29]伯希和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残卷，其“银山道”一条曰：“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参看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p.212。

[30]匈奴影响在楼兰地区的存在，从考古工作者的报告也有反映。米兰遗址出土的镏金铜卧鹿，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生动地暗示了匈奴文化在古代楼兰地区的存在。参看王炳华《“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23。

[31]苗普生：《匈奴日逐王考》，《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pp.80-85。

[32]渠犁屯田，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

[33]关于轮台、渠犁屯田与这两地沦为“故国”间之关系，就我阅读所及，似乎还没有人正式予以论述。我怀疑，渠犁与轮台可能是前后同时为西征大宛的汉军所灭。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汉通西域的前期。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34]武帝末年“轮台罪己诏”，载《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35]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简二二，1948, p.176。

[36]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简一六、一五，p.192。

[37]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43-344。

[38]马圈湾汉简原始编号T5:96（释文编号135）的简文曰：“粮食孚尽，吏士饥餧，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为命，兵……”这反映何封、郭钦二人遭到焉耆与匈奴围攻，困守车师时的情况，见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p.13。

[39]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pp.485-493。

[40]殷晴：《古代新疆的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pp.111-128。

[41]比较《汉书·西域传》与《后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可以发现焉耆在后汉的巨大发展，“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而在西汉，“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后汉书·西域传》无危须、尉犁，其实焉耆国的力量，差不多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的总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鄯善国。

[42]《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国与尉犁及危须“并役属焉耆”。这大概是东汉末年以后的情况。

[43]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518-53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53-56。

[44]藤田丰八：《焉支与祁连》，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97-117。

[4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p.70-71。

[46]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 pp.16-23。

[4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p.446。

[48]孟凡人：《楼兰国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53。

[49]  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2. 作者依据自己1914年从罗布泊（Lop-nor）西北的楼兰前往敦煌的旅行经验，说明班勇正月进入楼兰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条路上，很长一段，只有少量的泉水，而且含盐较重（brackish water），而且还有约120哩的距离完全没有水源（wholly waterless），所以应在深冬（in the very depth of winter）进入这个地区，以求减少蒸发。

[50]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pp.39-42。案黄先生较早指出楼兰地区为西汉通西域之关键，其功甚伟，然而主张东汉时期此道萧条，至魏晋始复繁荣，则未免为考古材料所拘。后来学者多从此说。

[51]大海道的名称，见于伯希和P.2009文书《西州图经》残卷。原则上可以说，这个大海，是指今鄯善县境内的库姆塔格沙漠及其东南方向的噶顺戈壁（即唐代的莫贺延碛）。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时，从鲁克沁出发，西南行，渡鲁克沁河，调查了穷阿萨与克其克阿萨两个城址，并注意到附近的古道遗迹，同时又调查了得格尔（底坎）附近的古墩，曰：“据此，则此道或为汉唐以来通西域之大道。盖鲁克沁东为大沙漠区域，余已考证此沙碛，即唐之大沙海，宋之大患鬼魅碛。”见黄著《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特刊第三号，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 pp.12-13。当代考古学者对大海道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请参看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丝路开拓及路线变迁》，《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pp.13-24。

[5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104、pp.112-113。

[53]《初学记》卷二六引《晋永安起居注》：“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

[54]《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后主于建兴五年（227）三月诏书。

[5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05-107。

[5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册，中华书局，1983, p.1029。

[57]魏晋设置伊吾地方机构的做法，也可能源于东汉。东汉以敦煌为基地，与匈奴争伊吾，会发生伊吾地方军政机构不得不反复在伊吾与敦煌间搬迁的情况。如果这种推想不误，那么东汉时候，就曾经有伊吾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魏晋不过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58]王国维：《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 pp.865-869。

[59]《晋书·天文志》载魏明帝青龙四年（236）戊己校尉张就，击败来犯的“凉州塞外胡阿必师”，《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和二年，戊己校尉马循讨破鲜卑阿罗多等，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威胁吐鲁番地区的游牧民族是鲜卑。孟凡人先生怀疑阿罗多可能是曹魏时出现过的车师后部国君，这时大概已经亡于鲜卑。见孟著《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pp.47-48。无论这种推测是否属实，我们可以深信，东部天山北麓，即原北匈奴控制的地区，已经沦为鲜卑势力范围。那么，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巴里坤草原一带，一定在更早就为鲜卑所控制。

[60]从后来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看，鲜卑本部似乎并不很多，早先役属鲜卑的敕勒却相当活跃。所以我怀疑，敕勒可能很早就已在鲜卑驱使下进入巴里坤草原。

[61]吴礽骧：《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 pp.1-15。

[62]《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63]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载《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p.3-12。

[64]郑炳林：《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河州沙州）》，《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pp.69-80。

[65]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文物》，1981年第10期, pp.9-13。

[66]关于大煎都候，最重要的资料是79年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请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pp.499-512；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36-339。

[67]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 p.28。

[6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170。

[69]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p.57。

[70]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唐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pp.333-343。

[71]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286-542；孟凡人：《楼兰新史》，pp.168-198。

[72]孟凡人：《楼兰新史》，“前凉楼兰史编年”，pp.244-271。

[73]金子民雄：《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载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pp.122-125。

[74]录文据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pp.246-247。

[75]孟凡人：《楼兰新史》，“李柏文书的年代”，pp.233-244。

[76]唐长孺：《高昌郡纪年》，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辑，1981, pp.21-34。

[77]确定这一年代的重要依据，是《初学记》卷八所引萧梁顾野王《舆地广记》的一句话：“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县。”

[78]孟凡人：《楼兰新史》，p.266。

[79]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研究。

[80]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 II, p.6I。(据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p.334. )

[81]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Explorations in the Kuruk-ta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pp.719-748.

[82]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Sec.I, From Turfan to Singer, p.723.

[83]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II, Chap.XX, Sec.II, To Po-cheng-tzu and Shindi, pp.725-748.

[84]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

[85]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1939, pp.183-193.

[86]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养树山房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页四十二。

[87]羊毅勇：《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及研究》，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55-169。

[88]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调查》，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46-154。

[89]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页四十一至四十三。

[90]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35-36。

[91]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p.533。

[92]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pp.91-92。

[93]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pp.94-98。

[94]冯承钧：《高昌事辑》，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p.54。

[95]《太平寰宇记》卷156，述此路程曰：“南三百六十里至荒过山，又千余里至吐蕃。”荒过山，是据《通典》别本（如朝鲜本）之误，不可通。参王文锦等点校本《通典》，第五册，卷174校勘记五四，中华书局，1988，p.4569。

[96]橘瑞超：《中亚探险》，中译本，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pp.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