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体会过绝望和无奈席卷的滋味吗？至少，我体会过，在五十五年前，有一位巨人，在那个狂风骤雨的深夜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被后人，无情非议，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少有的斗士，今天，让我来讲述他的故事，陪你走过黑暗，得见黎明。

傅雷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法语翻译家之一，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开创了“神似”翻译理论，为后世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使其个人魅力与翻译技法成为中国文化界历久弥新的美谈。本文以比较文学、翻译学、出版学的视角，来深入分析《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勇士”精神内核，傅雷先生自身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外来文学翻译历程，起步于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的“译书救国”口号。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等著作奠定了翻译学中“信、达、雅”的基础理论，在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合力。朱生豪与林纾进一步开创了外国文学“意译”的先河，影响了郑振铎、傅雷、梁实秋等多位翻译巨匠。这其中，对中国翻译界影响最为深远的集大成者便是傅雷先生。

一、江声浩荡——傅雷“神似”翻译手法的诞生

与严复、林纾不同，傅雷更注重外国文学深刻的精神内核，艺术学出身的傅雷对于外国文学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把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更高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其1927年发表于《华胥社文艺论集》的作品《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中可以窥见在法国留学的傅雷深受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中充满浪漫与情感的语句，既有着法语的音乐性，又充满着个人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奠定了傅雷“神似”翻译技法的基础。

1931年，傅雷回国从事艺术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将重心转向艺术学研究，发表《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美术史讲座》等文章，以此来传播法国艺术理论，与徐志摩、王国维一起将“浪漫主义”思潮引入中国文化界，形成了“后五四时期”一股强劲的文化风暴，为中国早期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当时，“虚无主义”思潮盛行，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下，社会意识逐渐走向颓废，傅雷于1931年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被其中所爆发的出强烈人文情怀与战斗热情所感染，于是将重心转为翻译文学，企图用翻译文学这道利器，唤醒人民心中沉睡的“勇士精神”。

在翻译《贝多芬传》的过程中，傅雷的“神似”翻译技法逐渐成型，与《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中纯粹的“浪漫”不同，《贝多芬传》的语句更加规范、简洁、有力：“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巧妙地将贝多芬的人物形象勾画出来。“神似”技法的成型，为傅雷后期的翻译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提供了技术基础与理论思想。

《贝多芬传》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局出版，上市之初便引起了巨大轰动，为当时的青年点燃了精神的火炬，甚至成为对抗“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基本奠定了傅雷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的翘楚地位，使傅雷的“勇士精神”开始在中国文化界传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由商务印书局出版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问世，进一步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表达对侵略者的控诉和对国民精神的期许[1]。傅雷在本书的《译者献辞》中写道：“战士啊！当你知道这世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会在绝望中再生了罢。[2]”一位与命运和时代抗争的战士，无尽的黑暗中，诞生在中国文坛，为当时在绝望与痛苦中挣扎的人民，送去了耀眼的“黎明之光。”

二、旭日黎明——初版《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文学价值

傅雷的初版《约翰克里斯朵夫》于1937年至1942年成书，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约翰》一书的出世，对当时的社会与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家茅盾也将《约翰》奉为圭臬：“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辗转借得一读为荣幸。”本书中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艺术的追求都是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个人写照，傅雷在寄给罗曼·罗兰的书信中写道：“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的突然振作。”二人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利用两种并不相通的语言，共同塑造出约翰这一丰满的人物形象，成为无数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四卷《约翰·克里斯朵夫》，洋洋百余万字的“长河小说”见证了约翰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变迁，每一卷都有着不同的文学特色和社会影响。

1.《黎明》——人物形象塑造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一位追寻艺术极致与人生意义的音乐家，敢于挑战权威，毁灭旧思想的“大勇者”。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后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约翰》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与斗争性， 与同时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老舍笔下的“祥子”、茅盾笔下的“吴荪甫”等悲剧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3]。”傅雷再一次利用“神似”的翻译技法，用充满诗意的文学语言，将约翰的形象跃然纸上。本书中并没有对于约翰外貌的直接描写，大部分都是笔墨都用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上：穷且益坚的祖父米希尔、酗酒颓废的父亲、高傲的公爵小姐、美丽单纯的小米娜。罗曼·罗兰巧妙地利用第三方角色，来反衬约翰的形象。使得读者与约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心理契合，以约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人物的“神”与“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丰满而立体，使得读者能够切身体会到约翰的成长过程，从而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2.《燃烧的荆棘》——艺术精神追求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所塑造出一位德国音乐家，因为在罗曼·罗兰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正是德国艺术与哲学最为繁荣的时期：诞生出哲学家尼采、马克思、叔本华；音乐家瓦格纳、施特劳斯等多位改变人类思想史与音乐史的巨人，共同塑造了德国新古典哲学思想与艺术精品。加之《德意志第一帝国宪法》的颁布，改变了法律、政治等多项固有桎梏。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姓氏“Krafft”本身就有着“力量”的含义。约翰生来就是“旧艺术”的毁灭者，“新艺术”的创造者。他的人生中充满着属于“力量的”美感。

罗曼·罗兰正是受到德国的一系列影响，才将约翰“诞生”在“江声浩荡”的莱茵河畔，他的一生本身就像一条莱茵河，贯穿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约翰正是利用莱茵河一般的伟力，来进行着永恒的斗争。否定贝多芬、海顿、巴赫等人的作品，认为“大师们”的遗作只不过是“陈词滥调”充满着“无病呻吟”。他从幼时就否定了祖父对于拿破仑的盲目崇拜，少年时拒绝了公爵抛出的橄榄枝，由于桀骜不逊的个性，让约翰在德国腹背受敌，最终毅然离开德国，到巴黎去挽救自己的思想。

约翰这种充满抗争性的“勇士精神”在20世纪30至40中国所产生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无数的青年正因为受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响，才接触到了法国文学，认识到西方特有的“英雄形象”与“勇士精神”。傅雷先生通过《约翰》一书所要传播的，正是这种象征着“勇士”与“斗争”的英雄主义基调。约翰在艺术上的“毁灭”与“创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证明：英雄与勇士存在的意义，就是踏过“燃烧的荆棘”为后人创造出新的未来，从而达到生命的高峰。

3.《女朋友们》——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第三卷《女朋友们》是本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部分。在这一卷中，经历了无数打击的约翰逐渐走向幻灭。主题也从对时代与艺术的斗争转变为“自我斗争”。其中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文字叙述风格变得消极而沉沦，多次出现“死亡”、“背叛”、“乱伦”等悲剧因素。但不可否认，本卷中最为深刻的主题：是罗曼·罗兰对于女性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爱情与温暖无比深切的怀恋。

经历了公爵小姐的鄙夷、米娜的抛弃、克里特夫人的驱赶、阿达的背叛，加之挚友奥利维的离世，约翰精神崩溃，来到瑞士隐居，却在十年后与自己“不朽的情人”葛拉齐亚重逢。葛拉齐亚代表着对于约翰的“救赎”，在死亡与绝望的深渊里，唯一的温柔，她是约翰在“奔赴伟大的死亡”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经历了数十年抗争的约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了自己的“上帝”温柔的光辉、天上人间的欢乐走向即将到来的日子。

在宗教学中，女性代表着“创造”与“新生”，罗曼·罗兰通过葛拉齐亚，来表现女性所代表的生命力，她的纯洁与美丽是西方文学中少有的“完美”女性形象。是约翰最后的完美乐章。也是罗曼·罗兰对于女性“新生”意义的呐喊。

4.《复旦》——人生意义的升华

本卷的法语原名为《La Nouvelle journee》意为“新黎明”傅雷巧妙地将其译为“复旦”；取自《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诗句。约翰在绝望中走向重生，他的一生不仅仅与时代和艺术抗争，更是与自己心中的黑暗进行着一场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在混沌、暧昧与挣扎中，一步步地走向远方的黎明。

“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作......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3]。”经历了无数场战斗的约翰，在葛拉齐亚的帮助下，他并没有向黑暗屈服，反而超越了自我，成为了真正的勇士:“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透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约翰穷尽一生所达到的“复旦”也是罗曼·罗兰与傅雷的追求。这种强烈的精神，一直流传在中国文化界，为每一位读者送去精神养料。小说对于克里斯多夫一生的描绘融合了现实中伟大音乐家的人生经历，对他一生丰富经历的描绘不仅是文学虚构的展现，更有一种对于音乐家这一特殊身份的写实，透露着一种艺术的真实。在克里斯多夫小时候，人们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再世的莫扎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莫扎特在古典音乐史代表了天才的极致，对于莫扎特的评价都离不开“天才”二字，四岁开始作曲，六岁开始欧洲巡演，人们都惊叹于他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出众的作曲能力。在音乐这个领域允许极品天才的存在，所以克里斯朵夫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出众的音乐才华，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描述，更又一种对于音乐这个特殊领域的写实。除此之外，克里斯朵夫的情绪异于常人的敏感，情感充沛，在小说中与多名女性坠入爱河，虽然有艺术渲染成分，但更多的是对音乐家情感的真实展现，绝大多数的音乐家都有着充沛的情感，旺盛的精力，情感的丰富，对外界事物的敏感促进他们创造出不朽的音乐作品。在分析克里斯朵夫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把它看作是是文学创作的虚构和渲染，应该注意到小说中对于音乐这一特殊领域的写实。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曼•罗兰重要的代表作，主人公克里斯朵夫为追求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在小说中，克里斯朵夫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忽视小说中对于音乐家这一特殊身份的写实性描写，不同于其他展现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在虚构人物和故事的过程中透露着艺术的真实。

三、勇士不朽——第二版《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出版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于1952年，重新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序言》中将其称为“罗曼·罗兰的精神遗嘱。”第二版《约翰》的出版，代表着傅雷对于新中国读者热切的期望。也将“神似”的翻译技法，通过这一版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得以流传下来。

在我国出版的多种《法汉翻译教程》、《法中词典》中，都可以看到从《约翰》节选的名句，在我国的法语教育中，也将《约翰》推举为“必读书目”，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翻译者。傅雷通过《约翰》不仅仅影响了30至40年代中的革命青年，也证明了翻译文学，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重要的是从深入发掘作品中的精神内核，结合时代特征与读者的审美情趣进行“二次创作”。更重要的是，傅雷卓越的翻译成就，与他超越了单纯的翻译家身份符号，集文学批评家、音乐评论家、美术鉴赏家等符号于一身，有莫大关联。他的成就给当代学人带来这样的启示：要想在各自领域、各自学科或专业有更大建树，有更高造诣，那就要不仅做各自领域、各自学科或专业的专家，还要做交叉领域、交叉学科或专业的行家。

文学的本质在于精神传承，傅雷通过两版《约翰克里斯朵夫》，将“勇士精神”流传下来，在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中，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将有意义、有内涵的外国文学引入中国，让未来的读者们重新听到属于新时代的“江声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