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有读过鲁讯先生的这篇文章，它是回忆他的好友光复会成员范爱农一篇文章，范爱农与鲁讯同为浙江绍兴人，名肇基，字斯年，爱农为其号。生于1883年，卒于1912年。

        鲁讯与范爱农相识于日本留学期间。

        1905年，辛亥革命先烈徐锡麟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范爱农就在这批学员当中，范与徐为师生关系。

        而鲁讯与范爱农的相识就始于迎接范爱农一行人登陆横滨的留学之行。但初次相见，相互之间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鲁讯反感范爱农过海关检查时包内出现的绣花弓鞋和这群革命党人在火车上的琐碎不厌其烦的礼让。范爱农等人则不满鲁讯投来的轻蔑摇头，因而误解和隔阂就这样产生了。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后徐锡麟与秋瑾被清政府处死，徐锡麟的心肝被恩铭的卫士炒吃。在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们义愤填膺，欲通电清痛斥清政府。初次相见即印象不佳的鲁讯与范爱农又发生了矛盾，以至鲁讯认为“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要将范爱农除去。”

      1910年，鲁讯与范爱农在绍兴一次相遇，却让两人冰释前嫌。此时的范爱农已经是穷困潦倒，失去留学经费的范回国后，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只在乡下教几个学生谋生。此时的范爱农已经有白发，而且爱上了喝酒。

      辛亥革命成功后，绍兴传来光复的消息，范爱农兴奋异常，露出了笑容是鲁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笑容应该是精神压抑已久突然获得释放而绽放出的，他满怀希望，认为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兴奋地邀鲁讯一起去看光复后的绍兴城。

      然而，光复后的绍兴城只是换了一幅旗帜而已，人还是那些人，鲁讯先生认为它的内骨子还是旧的。随着王金发领着光复军的到来，接管了绍兴军政府，鲁讯绍兴师范学校谋得了校长一职，而范爱农也在学校里谋得了监学职务。鲁迅描写的王金发成立的军政府，由大量的闲汉与新进的革命党人，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了皮袍子，范爱农仍然还是穿着布衣，可是范爱农仍然满怀热情地工作着。

      进步青年借用鲁讯、子英、德清三人之名开办的《越铎日报》想以此来监督王金发为首的军政府，鲁讯答应了，《越铎日报》在进步青年的主导下开始抨击王金发的军政府及其内部人员，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以及姨太太。鲁讯受到了威胁传言，更令人意外的事，报社的进步青年收了王金发的五百元钱后仍然还是决定要骂的。

      但这位被鲁讯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的都督，革命党人王金发，还是保持了很大的克制，先是送钱，后是口头威胁，被骂得忍无可忍是才派人捣毁了报馆，也只是派人在德清的大腿上轻轻的刮了一下，而不敢开枪杀人。袁世凯的专制复辟之后，鲁讯辞去校长，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而范爱农则失去了监学的职位，文中这样描述他：又回到了革命前的范爱农。

      失业后的范爱农和鲁讯有过书信来往，书信中偶尔吐露了悲愤厌世之意，因此鲁讯对范爱农的死判断为，跳水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同时又认为范爱农的水性极好，同船的又是新认识的朋友，给了读者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会不会是他杀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文中鲁讯对其的描写显示：他是一个不与世俗妥协的人，而且性格孤傲——“看人总像在渺视”，直率，与鲁讯的对白中““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在文章的后段，鲁讯回乡了解的情况是，“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在范爱农又再次沉沦，陷入潦倒时，仍然不忘，曾经的朋友鲁讯能拉他一把离开这不容他生存的故乡。“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文中的描述他的死的情形是这样：“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这句话也隐含了鲁讯对范爱农的看法，意指他是个死也要直着腰板的刚烈性格。

    范爱农终究还是死了。

      范爱农死后，几个好友想给范爱农的女儿捐一笔助学款，款还没有着落，其族人就已经开始争夺这笔款项的支配权，让有心捐助的友人大为失望。

      鲁讯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触及到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进步思想与顽固封建思想的矛盾，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者的不成熟与天真，虽摧毁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却建立不起一个脱离封建专制的政府，充分反映了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专制又从革命政府里滋生出来。范爱农的死也就是生于封建的复辟，让范爱农这样有进步思想的正直知识分子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