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参加自修考试去拿大专文凭，对我来讲是一件大事～作为一个老师，一直没有文凭怎么好意思呢？所以每次考试我还是比较认真对待的。共要考11科，记得到1989年上年我就完成了9科，最后剩下两科，政治经济学，现代文学。哎，这“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上去很简单，考试题目完全对不上号，已经两次考试不及格，第一次考58分，第二次只有56分。“现代文学”考试之前没有找到标准教材，第一次考试也没及格。这两科，1989年下半年没有考试安排，空档了，白等半年；1990年上年才有“政治经济学”考试，还好，这次考了62分。记得在参考书上看到一道好怪的题目，老实说那答案我没懂，感觉这题好危险，会考，于是死记硬背下来；果然，这题出现了，10分。否则又没及格。“现代文学”等了一年，到1990年下年再考，这回有标准教材，考了76分。先前就这两科误了事，其他9科都是一次通过。这年12月份我终于拿到了大学专科文凭，一直没有文凭的愧疚从此消除了。

记得办毕业证时从档案袋里抖出了3年多来的11科考卷，此刻每次考试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真的好辛苦啊。绝大多数参加自修考试的都中途放弃了，某一科不及格，下一次重考说不定要等上一两年，有人考10年还没拿到毕业证。如果我更幸运一点，只花两年时间就拿到了文凭。重看那些卷子，发现我好多个论说大题目都得了满分。可是关于鲁迅先生作品分析的题目都做得一蹋糊涂。总记得有一题里问《狂人日记》里“古久先生”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我哪知道，只有乱猜。这大题里的7，8个小题全错。

我在县招办办毕业证时，在场的一个熟人～我们镇二中的主任刘某某羡慕我呢。回到八里铺学校又有两个民办老师看到我这红彤彤的毕业证，佩服得不得了，我还请了客。把这毕业证拿回家，我家老二看到了，他说：“现在即使在小学也不丑。”这话说的我心里舒服。

我让老婆看了下我这文凭，她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接在手里瞄一眼还给我。女人的直感非常灵，她那意思就是这东西没有用，我的一切她都是藐视的。

第二年（1991年）暑假集训，第一天就在镇中那路边教室的屋山头张贴着一幅巨大的公示栏，写着全镇全体国办教师几百号人的学历情况。只有开始两个人是大专学历，那是众所周知的，有个老家伙是早年省某大学体育专业的，有一个是地区师专数学系的。其他全部是“中专中专中专”，要么“高中，初中”。我发现我名字后面也是“中专”，我此刻既兴奋，又生气，，，我和刚刚贴完公示栏的镇中校长说：“哎，我是大专！请你帮我改一下！”他不同意，显然不相信，看都不看我一眼，走了。这下我真的生气了，去教室里找来一支小毛笔，当即就把“中专”的“中”字改成“大”字。改得很难看，望去挺搞笑，那个“大”字显得好丑陋。整个公示栏先前整整齐齐，漂漂亮亮，都是“中专中专中专”，就我名字后面冒出个很不规范的“大”专来，我自己都感觉好笑。但我的确是有“xx大学”文凭的。第二天一个初中生看着我的脸说：“昨天有个人好不要脸，他把自己的中专改成大专！”这小流氓我懒得教训他。

这第二天我把自己头年底获得那文凭装在口袋里，特地去镇文教组找到一把手赵玉立，说：“这是我的文凭，你看下。”他接过来，一脸高兴，呼叫着：“周兴邦！周兴邦！你过来，有烟抽！”周兴邦这时已经是片长，是赵的手下红人，但此刻他们也不能不暗自承认我还厉害吧。到1991年，初中及以下的教师队伍中，有大专文凭的非常稀罕。我真的有一点点自豪。主要是我先前在文凭问题上比人低一等，现在呢翻过来了，高一档。在我，这就够了，我从来没想过要以这文凭换得什么实际好处，想也未想。所以我没要求赵玉立他们再在公示栏里帮我改正过来，我已经改了。你们知道我没乱来就行。

我改公示栏之后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从家里去集训会场～镇中附近的路上，得志在后面喊住我，他立马问：“你搞了个大专文凭呀？”我说“是的，但给我也没大用，你在中学也该弄一个。”他接着说：“大专文凭真的没用！人家大学里叫我去拿我都懒得去！”我不懂他什么意思，当时以为真有这回事。

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回文凭特别重要！原来这次晋升“中教高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具有大专文凭，公示就是为了透明丶过硬；第二条是“中学教材教法合格证”～这证我也有，而且我那次考分全镇第一，没去查实，估计全县也是语文科前三名。

有次我那当村小校长的堂弟开会回来和我说：“赵玉立在会上说，丑哦丑哦，清河这么大个乡镇，这回评中高要两证，我们镇剃光头，一个也没有！”堂弟接过话头说：“何明善是吧？”赵立即不做声，其实他亲眼目睹过了我那文凭，他故意胡说。

有两个老大专，他们可能早就是“中高”了。这回全镇唯独我符合晋升“中高”条件，但我得到堂弟的这个信息，没想到应该立即去找赵玉立，以为自己在小学，晋中高，怕是免谈。其实那时都是“混岗”，1985年中学教材教法考试按理就是确定岗位的，及格的应该留在中学，不及格的下去。但那次不及格的太多，又只有让人继续混岗。而我更是特殊，该在中学，混在小学。所以我人在小学，晋升中高并不应该受到妨碍。

那时晋级好几年来一次，什么时候该晋级了下面的人都搞不清楚。后来才慢慢知道，1991，1992，连续两年，我遇到了绝好的机会，但人家全都对我百般隐瞒，我所在的学校校长从来没说过这事，故意的嘛。

不过，自己也有责任。我那时文凭一拿到手之后，很快就开始写一本传记，这部《我的回忆》的大部分原文就是那时写的。

如果那时知道，后来“中高”的工资要高出一般人一千多块，我无论如何要去争取一下。但我承认，论教课能力，实打实讲我不大符合中高，即使那时晋升了也仅是我的幸运而已，值不得自豪。

从1993年之后，晋升中高再不论“两证”了，由教育组领导打分，推荐，很自然的，他们首先把自己推荐上了～赵玉立就是1993年晋了中高，如果他不是短命鬼，还没到退休就死了，否则好享福呢，高工资，拿着挺爽。这之后，很多人通过不同渠道弄到大专文凭，有的还是本科呢，多半是花钱买的，见鬼了。

回想起来，这个得志，坏透了，说什么人家叫他去拿大专文凭，他还懒得去！纯哄鬼！如果当年他和我一样有张文凭，他准准的晋了中高。大专文凭其实当时得志他做梦都想的，他只是为了蒙蔽我却颠倒黑白。

哎，这写作，真的误了我的事！当年我是一心一意天真地想着尽快写一本书，离开教育，不想教这书，就把其他的事都抛到脑后了。事实上，我在晋级这件重要的事情上，自那之后年年受到赵玉立他们的阻碍；我1985年就是“小教一级”，直到17年后才进个“小教高级”，我最后被他弄到仿佛应该是全体教师中最不该晋级的人，工资受到很大影响。

赵玉立才活57岁就死了，可能是个报应，这人太坏了。

不过，如今我退休工资也有6千多，知足了，再多2千元，我说不定有羞愧感，负罪感，我的确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贡献～那些恶霸也从不允许给我作贡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