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蔡邕在《独断·谥法》中道，“残义损善曰纣”。却不知仅仅一个‘纣’字，背后究竟深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肮脏与龌龊……

纣王名曰子受。因商朝帝王皆以天干命名，亦称‘子辛’。而商人尊帝夋，即帝喾为祖，故‘子辛’亦被尊称为‘帝辛’。却因周人无法如商一般，将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亦不敢重新设立神教，唯有居王位，帝辛方才降‘帝’为‘王’。

在中国历史上，纣王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然而由于商代久远，有关帝辛‘暴君’的种种罪责，却是扑朔迷离……

叙述帝辛暴君‘罪状’的记录，最早始于《尚书》中的《泰誓》与《牧誓》，然而姬发不过一乱臣贼子耳，以臣伐君如此大逆不道须要师出有名，此两篇檄文不过是其伐商时激励军队的战斗檄文而已，所谓的罪状自然是不足取信。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推崇君君、臣臣的儒家竟然以姬昌、姬发父子为标榜。

不过即使如此。《泰誓》与《牧誓》所述罪状也不过酗酒、聽信婦言、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六点而已。仅凭此六点，如何判定帝辛是为‘暴君’？是否太过于想当然耳！

譬如伯邑考救父而死在汉朝以前完全没有记载，明显是后人杜撰。据《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既然姬昌是‘舍’伯邑考而立姬发，显然伯邑考并非早夭，所以最大可能却是死于王权斗争。

譬如众人皆有听闻，为人诟病的‘炮烙’，《泰誓》与《牧誓》中却并未提及，反而最早出现于战国。《荀子·议兵》载：“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韩非子·喻老》载：“紂為肉圃，設炮烙……”。

譬如皆言荒淫无道，世所不容的‘酒池’，同样最早出自韩非。《韩非子·喻老》载：“……登糟丘，臨酒池。”《泰誓》之中仅仅言及帝辛‘淫酗’而已，最多饮酒无度而已。

而所谓的‘炮烙’、‘酒池’完全是先秦诸子“案往旧以造说”，确是以‘历史’证明自身政治主张的手段而已。

又如《史记·殷本纪》所言：“大冣樂戲於沙丘 ，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不过是曲意误导之言，‘酒池肉林’与‘男女裸逐’指的却是两个事情。

酒池不过是蓄酒之所。当时的商朝，已从游牧社会进入农牧社会，而商人好酒，常以酒佐餐、聚众豪饮。且商人崇信鬼神巫卜，为了酬神祭祀，时常载战载舞，饮酒欢唱，甚至作长夜之饮，几至醉死。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社会风气已是蔚然成风。如当今社会吸烟不亦是一种社会风气吗？

而肉林自然是蓄肉之地。古人将肉以盐腌制后风干储存，以作食用。今亦如此，如藏蒙的风干肉与南方的腊肉。

而男女裸逐亦不过是一种上古的遗风。

‘大冣樂戲於沙丘’中之「沙丘」即是「欢乐谷」。古代遗俗「欢乐谷」是指国家在一年中的某个特定时节，由官方指定场所，令未婚男女聚到此处，结识伴侣，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同居。并且待到下次欢乐谷开放之时，仍可以挑选新的伴侣。旨在解决未婚男女生育，促进人口增加。

此遗风甚至延续到了周朝，《周礼》中便有:“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列子·汤问》中云：“男女雜遊，不聘不媒。”所谓‘游’即是男女两性间的自由结合。《管子·君巨篇》云：“古者未有夫妻匹配之道。”而《吕氏春秋》更有云：“昔太古無嘗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

故而我们不应以今日之观念，去评断上古之遗俗。

至于《泰誓》中言及帝辛‘沈湎冒色’，唯姬昌父子恬不知耻耳。据现有史料，帝辛仅有一后四妃，有记录的儿子只有两个。这在当时的帝王中已是十分罕见，纵观历史更是极为难得。

姬昌当时不过一诸侯耳，就有几十个妃子和上百个儿子，其子姬发居然能够腆着脸指责帝辛淫色，确是当得一代‘明君’。退一步而言，天下几人不好美色，孔子尚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而更龌龊无下限的却是诬陷帝辛‘惟妇言是用’。然而只需稍加印证，便见其中漏洞百出。

据《竹书纪年》载，“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妲己作为战利品在朝中自然不会有甚背景，有苏氏一族在商朝从未得势，帝辛究竟‘惟妇言是用’在哪里？

帝辛尚且受到贵族、皇族以及神权的多方束缚，无法随心所欲，而况于妲己乎？至少在出土的甲骨文中从未有妲己恶行篇章的记载。

姬昌父子如此丑陋的政治宣传，为了自身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此丑化一位无辜之人，却被儒家尊称为‘圣贤’？！其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展开对帝辛的宣传攻势，重点放在污蔑妲己与丑化帝辛上。

说妲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妖孽、心肠毒辣的蛇蝎美人；说帝辛好大喜功，不恤民命，是残酷昏淫的暴君，“唯妇言是用”的傀儡。

《诗经·鲁颂·閟宫》中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歧之阳，实始镇商。”可见早在古公亶父之时，周人便有了东下图商的企图。季历接位后，师承古公亶父遗志大肆拓土……

据《竹书纪年》载，“帝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三十五年，周公季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帝文丁二年，周公季曆伐燕京之戎。四年，周公季曆伐餘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七年，周公季曆伐始乎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曆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然而季历的极速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

周侯昌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古·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帝辛继位后不得不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周国，即《竹书纪年》言，“帝辛四年，大蒐于黎。”

然而姬昌并不甘心，暗中蛰伏，等待时机。后借“五星聚井”之自然天象大做文章，趁帝辛东征无力回顾之际，向其索要‘专征权’……先后伐犬戎，攻密须，败邘国，战黎国，将商朝周围的军事力量，逐个拔除。然而河东的邘国、黎国、郝国等地皆有黄河，或太行天险阻隔，不便调动大军。

姬昌又将目标对准了崇国。唯有攻占黄河以南的崇国，进军朝歌的道路才能畅通无阻。然而崇国不仅国力雄厚，族人战斗力强。国君姒虎（崇侯虎）更是武艺出众，精通兵法，一向敌视西周。姬昌久攻不下，便故技重施，大造舆论言‘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

姬昌最终得偿所愿，灭崇后又在渭水平原的丰邑修建一处新都，称作丰京。《诗经·大雅》就有：“既伐于崇、作邑于沣”之证言。

不过据《竹书纪年》载，“帝辛二十二年冬，大蒐於渭。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裡。”显然帝辛曾与姬昌在渭水对阵，并通过武力震慑设法将姬昌囚于羑裡。周人方才再次蛰伏待机……

除却外部诸侯，商朝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首先，以大祭司为首的神权集团，经常以占卜等宗教手段干涉朝政，导致‘神权’与‘帝权’的争斗愈演愈烈，从‘伊尹放太甲’事件便可看出其中端倪。至帝武乙，帝权与神权之争达到了顶峰。

最终经四代商帝数十年之奋搏，至帝辛时帝权首次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帝辛改革祭祀制度的影响力，远胜于秦始皇行郡县，隋文帝设科举。然而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其影响一时之间却也难以消除，一而再地与帝权相抗衡，方才有帝辛‘不敬鬼神’的罪名。

其次，商朝以“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帝位继承制度立国，不过却因此导致‘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方才宣告结束。而后帝祖甲，尝试礼制改革，不仅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贵族公议制，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促进了帝国形态的形成。

不过，即如后世秦朝、隋朝颠覆性的改革一样，必然引起帝国各阶层的剧烈地动荡与反弹……

比干、箕子等人皆为帝乙之弟，原本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皆可继承帝位，却因嫡长继承制的确立，从而失之交臂。

不过更加让人感到‘怜悯’地却是微子，据《吕氏春秋·当务》载：“紂之同母三人，其長子日微子啟，其次日仲衍，其次日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大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

微子不但是帝乙的长子，更是与帝辛是同母同父的亲兄弟，然而却因嫡长继承制，而无法继承帝位，自是不会甘心。

不过帝辛能够继承帝位，依靠的并非仅仅是嫡长继承制。

《荀子·非相》中载，“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称帝辛「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字里行间皆是枭雄之资，无不诠释帝辛的强悍。

不仅如此，《史记·殷本纪》亦载“帝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帝辛能够说得臣下哑口无言，依靠的可不仅仅是能言善辩，必是见识广博，思想模式远超时代的束缚……

帝辛继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不杀奴隶，发展生产，更新观念，不事鬼神，不畏天命。虽然废除了贵族公议制，却因氏族长老制的影响，导致贵族的势力难以抑制。反对派以比干和箕子为代表，他们企图拥戴帝辛的哥哥--长子微子启为王；故而帝辛虽名义上是商朝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却是无人可用。

帝辛唯有重用外来逃臣中的人才，用费仲治政，鼓励农桑，推行牛耕与灌溉排水；肃清王族内部异己，削弱贵族势力，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亡虏逃臣中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深山练兵，铸造兵器。

先后征服了北之鬼方，西之羌，南之九苗。伐黎国，破苏国，大搜于渭水，一度打压了刚刚兴起的周国，囚禁周文王姬昌。在周人臣服后，帝辛移兵向东，展开与宿敌东夷的长年攻伐……

帝辛击败东夷后，使得疆土扩大，农业发展，财粮增多。《竹书纪年》中载 “厚賦銳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

至此商朝势力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更使得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长江流域传播，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的所有的精华也在此战中消耗殆尽，虽然俘虏、财货无数，却空有其表。唯有对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

在此期间，周人却频繁与不满帝辛改革的贵族接触，尤其是帝辛叔父箕子。帝辛察觉后将其囚禁。不过大夫帝甲、内史向挚、以及微子启等人还是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

周军趁商朝军队遣往东南征淮夷驻防，国力空虚之际进兵急袭商邑·朝歌，令帝辛不能及时调度到足够兵力与之抗敌，临时调度来自淮夷的奴隶充当兵员，将周武王的联军拒于朝歌以外四十里的牧野。

大战一触即发，不曾想比干此时却跳了出来劝阻帝辛收兵回朝，等待援军。比干的初心是否向着帝辛，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此扰乱军心，打击军队士气，帝辛不得不杀了比干祭旗。事实上，直至春秋时期，如比干之死还仅限于‘比干谏而死’，至于其他说法，则完全是后人穿凿附会，各凭想象而来。

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与昏庸而远贤亲佞完全无关。反而是微子为了一己私欲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不过是投了周人，踩着祖先的尸骨，得了个贤名……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如此一副地丑态，却是令人齿冷。

微子、箕子、比干，所谓的‘殷末三贤’不过尔尔。

事实真相无论如何遮掩，总会显露蛛丝马迹，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未曾间断……

子贡虽身为孔子的弟子，却曾间接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室、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恶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

清朝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言道，从各种史籍记载来看，纣的显著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些评论并没有跳出儒家的束缚……

周公之贡献我们当然应予以肯定，然至汉独尊儒术以来，却多是些穿凿附会之辈。

本质上，周公的成就亦不过大势所致而已，如同汉、唐之成就完全是拾秦、隋之牙慧发展而来。周公不过是总结归纳前人之智慧，甚至情况恰好与帝辛刚刚相反，使天下之善尽归其焉。

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挖掘出土许多殷商时期的遗物，其中的玉器，铜器，尤其是龟甲与兽骨上所刻的大量文字与“卜辞”，方才使得我们对周代以前历史状况的认识有了接近事实的评估。

毛泽东就曾多次为商纣王翻过案：“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 言道，“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郭沫若在解放初期亲临殷商故地考证时曾大声疾呼：“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在《替殷纣王翻案》中言，“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并称“统一神州肇此人……”

近人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道，“列舉紂惡出於《尚書》六事，戰國增加二十七事，西漢增加二十三事，東漢增加一事，東晉增十三事。”

恰如《淮南子·缪称训》中所言，“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古之積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