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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用他的文字影响了全世界。2017年他的去世，给社会学界一个不小的打击，学术研究领域从此又少一位大咖。在它们出现于这世界上几十年之后，我在一个阳光正好的下午翻开了《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三个名词的串联就让我明白这本书的复杂性。移步至今日，这三个名词依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提及的。
他提出工作伦理这一概念，并将其奉为一条戒律，让广大工厂管理者以其管教工人。工作在他看来成为了一种证明正义的工具，因为正义往往是无偿的，所以工作也可以是没有报酬的。加之他又补充了一个内隐假定，即公认有价值的工作才可索求报酬，这也是一个管理者的巨大权力行使处，无异于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公认有价值其实全靠管理者个人判定，自然是无解的存在。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作伦理不可不谓之圣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业生产的秩序，将大把美金塞进了资产阶级的口袋。
而观之当代，使得人们工作的驱动力也很大程度上跟这条戒律扯得上关系。工作已成为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工作就被视为懒惰与不道德，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制造生产者。由于当代社会需求猛增，生产力自会有跟不上的风险，供给端加大供应力度，才能平复因消费带来的危机，那么给工作加上道德的束缚就可能促使工作岗位上的人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多出原本所需人数，即出现竞争，劳动力成本这就低下来了。工作伦理就这么被大多数企业工厂所使用，被更多数人所接受，成了颠扑不破的箴言。
至于消费和穷人则就得捆绑式叙述解决了。此书在序言中就提到了，曾经的贫穷来自失业，而现在却根源于消费者自身的缺陷性。由这一特殊原因作者推断出，穷人的现状不可更改，对于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从此改变，也就永远丧失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上文提到的工作伦理在身处当下这个被鲍曼称为消费者社会的社会状况下，继续升级成了一种同样具有约束和劝导意义的戒律，被称为消费美学。与之不同的是，消费美学的功效发挥更为隐秘，或者说更适合这个愈发复杂的时代。当然复杂中也必非全无简单，所以工作伦理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二者共同对整个社会产生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消费者梦想的天空越升越高，曾经帮助力有不逮的人们飞往天堂的恢弘飞行器耗尽了燃料，被丢弃在“过气”的废品场，或者被重造成了警车。穷人在这之中呢，紧跟着被换汤不换药的贫穷病缠身，但归根结底的难题没有得到解决，反倒在新时代扩充了外延，就好比垃圾分类的划分更为详尽且对垃圾做了更精准的定义。
最后的结果不容置喙地被资本主义国家粉饰为了万事大吉，但在全球经济偏向下行的总趋势下，他们对外宣称的所谓人性化的福利国家挡箭牌也难以承受重压，轰然倒塌。这么一倒了之是西方政府的常见态度，可是穷人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原有的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不是自觉消失，而是被政府在这种时机指责为不道德和懒惰所迫，强制消失，这种感觉不亚于强制戒毒，不仅随时会犯瘾，还会随时因为犯瘾而难以正常生活。这是极其残忍的，这才是他们时刻抨击的“非人道主义”。
本书的写作时间早至1998年，在那个时候，全球经济并不像现在这么危机四伏，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生机活力。鲍曼对于穷人的认识绝非简单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而是对未来做了大胆的预测，现在证实了他的预测几乎全对。宛如糟糕的投资，西方国家当下都不愿意对穷人做出任何正向反馈；宛如无底的黑洞，穷人被描绘得可怕至极，似乎靠近就会被吸走一切。穷人从未在历史上受到过当下这么夸张的歧视，所以说冥冥之中还是那条戒律的框架未倒，贫穷即罪恶。
当然本文既然是写鲍曼走后的世界，也就不必一直这么叙述，毕竟地球离了鲍曼还会转。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首先，至关重要但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身处十字路口，认识到有多个选择都可以通向未来，认识到前行的路上或许随时需要紧急转换方向。对那些因为需要作出巨大的转变而反对的人，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
当一个采访者问他：“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托里亚蒂斯回答说：“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像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