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长久以来引发无数中国人的关注和讨论，至今尚无定论。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维基百科

中国人对李约瑟问题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是出于对本民族的关切。问出这个问题的李约瑟（他其实并不是问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是一个外国人，却认为中国了不起，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一件奇事，实际上是替我们说话，是向着我们的。所以李约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李约瑟本人对中国文化确实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爱，他曾说，“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那么如何回答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否有拔高中国古代成就的倾向呢？

最近读陈嘉映的《科学、哲学、常识》，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陈嘉映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才会问出的问题。李约瑟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科学？ ”因为世界上多数民族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以近代西方为中心，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这样的话，就要问个为什么。才会有此一问。

从这一点出发，思考李约瑟问题，必须探究近代科学的思想根源。

科学是理性思维，这是普遍的看法，然而希腊的理性和中国的理性大相径庭。陈嘉映把希腊的理性称为理论态度，与中国人的理性态度相区别。

“科学是从希腊特有的哲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柏拉图所说的诗哲之争，是一种新兴的理论态度取代神话态度的斗争。 希腊神话曾经提供了对世界的总体解释，希腊人浓厚的理论兴趣，也由此生发出来，希腊理性要求理论，西方用近代的科学理论取代了希腊神话理论的地位，对这个世界提供总体解释。因此理论求知的精神在西方历史中格外突出，甚至不乏为真理献身的事例。比如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拔剑闯入的当口，还会大喊：“让我把这条几何定理证完！”（可惜未能如愿。）

中国的理性态度则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务实，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

理性态度是一种非理论甚至反理论的态度。孔子从不热衷于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实际上孔子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世儒者不重理论的倾向。从儒学史的发展来看，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怎样去解释世界反而不是儒学的精彩所在。

对世界的普遍解释对于理论家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务实家却没什么用。 “近代科学追求客观真理，要建构普适的理论体系，观点是物物相关，不断追问获得世界的最终解释。而中国人丰富的常识传统却关注物我相关，要求知道物对人的关系，在这范围外它不追问。”中国人有“舍身取义”，有“杀身成仁”，为道德意义上的正义、仁爱献身，却少有为科学，为真理献身的态度。

希腊人要追寻真理，有分析、逻辑求证的传统，中国人却满足于模糊的普遍性。中国人的知识具有主观性，真理是“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只能暗示和体悟，无需证明，自然也无可证伪。

因此尽管务实的中国人有漫长丰富的历史，在各种技术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在理论创新方面却无所作为。“尽管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技术创新一浪一浪，我们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科学传统”，陈嘉映认为这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有关。

无论如何，近代科学成为了当前世界发展的普遍方向，而近代中国在这个进程中落后于西方。中国人从妄自尊大到承认落后，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然而天朝上国，我为中心的认识就像近代西方中心论一样，仍然隐藏在我们意识深处。李约瑟难题隐含的核心前提，是从中国传统的诸多“世界第一”，到过去的天朝上国如何今日落后的惊诧。

陈嘉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让我大为赞同：

近代中国人的大思路是，先尝试表明外面的东西不如我们的东西，如果外面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表明为很好的东西，那么就尝试表明它其实是我们自己早就有的东西：哲学，科学，民主。

关于这一点，就像王小波在《红拂夜奔》里写道，李卫公李靖是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军事家，他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却怕被打板子，只好把它写在春宫画的解说词里，因为太过隐晦，以致后人还未能还原他的证明过程。

所以如果有什么是我们过去没有的，那一定是因为古人表达得太过隐晦，以至于后人还没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