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央美院刚刚成立，徐悲鸿院长就把我父亲介绍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使我们全家能从山东来到文化中心的北京，父亲进入了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我也能跟着进京读书，后来顺利考入了北京艺术学院，1978年我也调入了中央美院任教，接了父亲的班。
父亲结识悲鸿先生还要从我的堂伯郭既白（又名郭亮）说起，既白大伯与徐先生相识已久，是东受禄街16号悲鸿先生家的常客，在刘曦林所著《郭味蕖传》中是这样写的：“郭既白是位满腹经纶，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的‘杂家’，人称‘活字典’，徐悲鸿乐于和他聊天，并欲聘之为教授，郭既白却说：‘我要来了就是你的属下了，就不能随便和你聊天了。’”悲鸿先生听后一愣，紧接着就听我大伯说：“有一个比我更适合的人，他才是你需要的。”之后，便把我父亲的情况向悲鸿先生做了详细介绍。
记得1950年，那年我十岁，父亲带我来了北京，我的任务是抱一个大书包，父亲告诉我“小心拿好”，于是我一路上书包不敢离手。包中放的是父亲所著《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和《知鱼堂书画录》手稿，都是母亲亲手线装成册的。
来京后父亲带着画作和书稿，在既白大伯的陪同下去徐先生家中拜访，后来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和徐院长谈的特别投缘，我连话都插不上了。”
悲鸿先生认为我父亲的画既有西画功底，又能兼取各种传统绘画技法进行改进，不落前人窠臼，与他的艺术主张十分贴近。谈得兴起，徐先生从内室抱出他新收藏的八幅任伯年花鸟大屏和我父亲一起欣赏品评。
悲鸿先生看到我父亲花二十余年时间编写的《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手稿时，细细地翻阅，仔细读了黄宾虹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十分兴奋，连声称赞这是第一部以编年体的方式著录历代书画家的大型工具书，悲鸿先生高兴地为此书题写书名，并希望能早日出版。
徐院长很想把父亲立即调到中央美院工作，但由于解放后学校体制的变化，更因为当时中国画遭到冷遇，国画系也改名叫彩墨画系了，中央美院的许多中国画教师无课可教，有人改教水彩画，李苦禅先生每周只安排陶瓷专业的两课时，鉴于这种形势，徐先生的话说得比较婉转：“我现在不宜直接用人，我要先与学校说说，还要上面来批，你可先回去等等，随后以书信告知。”
父亲告别时，悲鸿先生拿了一本王朝闻先生所著新出版的《新艺术论》相赠，并说：“你先读读，这是一位延安来的文艺理论家写的书。”悲鸿先生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担心这位他要介绍的人对共产党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不甚熟悉，希望能了解一些。父亲深感悲鸿先生用心良苦，为了使先生放心便说：自己的大儿子郭基孮（参加革命后改名陈至）是鲁艺毕业的，现在在解放军从事文艺工作，我从他那里看到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的一些文艺理论书籍。悲鸿先生听后连声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
徐悲鸿院长正式向院方推荐，并在中央美院工作人员聘任核定表上亲笔批示：
郭君对于中国遗产问题已有著作几种，所涉颇广泛，倘给予机会集中精神为之，当有成就。
悲鸿
徐悲鸿先生不久后亲自写信，告诉我父亲速速来京，已安排在中央美院研究部工作。遗憾的是先生的亲笔信未能收到，父亲还在苦等。一日，徐先生见到我的伯父，说起给令弟发信已经月余，怎么不见回音。父亲接伯父电报后，速速北上到美院人事处报到，任美院研究部干事，工资是五百斤小米，约合人民币五十元，在当时亦不算低。父亲当日就去看望悲鸿先生，先生很高兴，希望他在美术研究方面多做贡献，说中央美院缺你这样的人，并说:“你是我最后用的一个人”。对这句话的含义我至今不能全懂，但自父亲进美院后，徐院长确实没有再亲自推荐过人。
父亲来京后，租住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八号姜宅西院，这条长不过二百米，弯弯曲曲的小巷却是名人荟萃之地，后来被人称为“米粮库现象”，与我家相隔不远的四号是画家陈半丁的旧居，解放后住过许多政界名人，我家斜对门就是胡风的家，雕塑家曾竹韶也是近邻，隔几个门是文学家叶君健的家。父亲自1950年直至“ 文化大革命” 被迫回山东老家，一切画作和文章都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这个小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记得1953年夏天，父亲拿回两个画轴，马上把它挂在墙上，要我母亲和孩子们都来看，原来是徐院长给他写的一副八言大对联，联语是:
好风相从窈窕空谷
游鲲独运凌摩绛霄
味蕖贤兄得旧笺索书即录旧集句，癸巳中元徐悲鸿
父亲为我们讲了这两句联语的出处和大体意思。现在想起来徐悲鸿先生为父亲书写这副对联是富有深深的褒奖与希冀之情。此副对联为正书大楷，笔力雄强敦厚，仪态大方，为难见之书法精品。这副对联已刻成木制楹联悬挂在郭味蕖故居美术馆中。
进美院之后，父亲全身心投入美术理论研究，并努力提高理论修养，要求自己用新的文艺思想来整理历史文献资料，他在回忆中说:“1952年至1953年期间，我曾参加听艾斯奇讲授毛主席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学习了联共 (布) 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思想有所提高，认识有所转变……”
在美院研究部工作期间，他加紧《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的修改补定工作，编写中国美术图谱资料，协助王逊先生编写《中国美术史》，收集了大量史料，研究中国古代版画、中国民间年画……很快就展现了他从事美术史研究的潜力和才能，并引起了美院有关领导的重视。
当时中央美院要写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公开发表，题目是《愤怒的抗议——反对美国侵略集团掠夺我在台湾文物》，当时台湾当局要把从大陆运走的古代书画文物精品运往美国展览，这引起了所有爱国人士的愤怒和担忧，但写这样的文章不能空洞，要有实质内容，美院领导找来找去，确定由郭味蕖来写，因为他富收藏，精鉴赏，写过《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以及书画录、鉴古录之类的书，并在故宫中遍览历代书画真迹，郭味蕖妻子的娘家曾藏有去台第一重器毛公鼎。郭味蕖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恰当人选。父亲在文章中对这批国宝文物如数家珍，系统地介绍了被掠去台文物的珍贵价值，更表达了全国人民捍卫这批珍贵遗产的坚定立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与徐院长的提倡和支持密切相关，那就是为中央美院鉴定收藏了大量古代美术原作。解放后，在社会上流散着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物书画，包括溥仪带出宫去的珍宝。当时故宫博物院在收藏，除故宫外当属中央美院了，徐院长在有限的经费中拨出资金，委托父亲做鉴定收藏工作，每遇到佳作父亲都激动不已，抱去请院长审定。这为日后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的丰富收藏做了重要贡献。
1953年悲鸿先生去世，12月12日徐悲鸿遗作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父亲撰写了纪念徐悲鸿先生的文章，盛赞先生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革新精神、爱国情怀，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1953年2月，文化部批准中央美院筹建国画研究所，次年改为民族美术研究所，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黄宾虹任所长，王朝闻任副所长，父亲所在中央美院研究部的主要成员与民族美术研究所合并，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开始编写《中国版画史略》一书，编写《古代建筑与雕刻》。在此期间曾调到图书馆工作，协助常任侠馆长做古代图书资料分类编目工作，继续从事鉴定、收藏古代美术原作。
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画理论的大讨论，1955年全国美展在京召开，周扬在美协一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提出反对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郭味蕖写了多篇有关中国画发展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画杂志等报刊发表。他还兼任了中央美院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导师，讲授中国画论和讲授《历代名画记》，并带领波兰文化部委派来的研究学者苏贝慈去云冈考察实习月余，他自己也完成了《佛都云冈》和《云冈拾坠》两篇专论。
在研究和教学之余，父亲难舍绘画，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山水、花鸟写生，并探索花鸟画新的表现方法——勾勒、勾填以及花鸟与山水相结合、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所绘《泰山山丹图》很有新意，引起画界关注。
正当父亲双轨同步,在理论研究与绘画实践步入佳境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时，中央美院报请文化部批准在徐悲鸿故居的基础上成立纪念馆对外开放，这可是中国美术上的一件大事，不但是新中国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画家个人纪念馆，各级领导都极为重视，吴作人院长亲自兼任馆长。筹建工作十分艰巨，对这份遗产的整理工作就需要大学问，需要具备对古今中外理论与绘画的全才。吴作人院长想到了郭味蕖是能担当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于是亲自找父亲商谈。父亲意识到这就要全面放弃正在进行的所有研究课题，但父亲欣然应允，从此进入了长达数年的全面整理徐悲鸿遗物，筹建、扩建纪念馆的繁杂工作中。父亲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更认识到这一工作的社会意义，徐悲鸿纪念馆对宣传中华文化和悲鸿精神有着深远意义。
悲鸿故居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东受禄街16号，1947年先生来京后定居这里，悲鸿先生是在这里迎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一直到逝世，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徐先生逝世后，夫人廖静文将这座房产连同徐先生作品，以及几十年来所保藏下来的历代书画、外国名作、文物和图书资料、家具等全部献给了国家，这本身也激励着父亲去努力工作，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尽快为社会服务。
时不我待，父亲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分秒必争，从多个方面同时展开，特别是整理、布展、研究、扩建、宣传、接待、修复等工作，下面从四个方面做些介绍。
一、整理
首先是整理悲鸿先生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国画、油画、素描、速写、粉画，还有法书、对联、扇面，其中还有未完成的手稿，要分清年代，分类编目，有的需要托裱、修复，还有先生的文章、手稿、手记、笔记、教案、信件……
第二类是先生收藏的大量古代和近现代直至当代书画家的书画真迹，这里不少是需要进一步考证和介绍说明的古代遗存，除推定为唐代的《八十七神仙卷》外,还有北宋的《朱云折槛图》《佛象》《罗汉》《双鹤》《芙蓉水禽》等，明代凌云翰的《寒鸦睡凫》,还有沈周、文征明、蓝瑛、黄道周的山水，萧益之、汪海云、吕纪的花鸟，陈洪绶的人物。还有历代许多无款、佚名的作品是通过徐先生的鉴定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都要一一整理和介绍出来，每当父亲有感有悟时,都会沉浸在与悲鸿先生神交的愉悦之中。
第三类则是徐先生收藏的重要历代图籍，包括许多外国名作的复制品，在大量的图书资料中，还有法文、德文、英文、俄文和日文图书，多是关于研究世界艺术的论文集和图片集，都要一一认定。
另外，悲鸿先生还极喜爱法书碑帖，他亲手搜集的画像、造像、墓志、碑刻、名帖拓本，极为丰富。还有悲鸿先生游历世界各国举办画展时收藏的外国作品，交换的礼品和赠品，其中包括苏联雕塑家亲手翻制的列宁面模和托尔斯泰面模，这些都是无上珍品。
还有那些历代的文物，大量的印章，父亲在整理徐先生自用印章时，发现不少都是白石老人的铁笔。
还有大量的生活和工作照片……
整理这一切，都需要知识，需要眼力，需要智慧，父亲是怀着对悲鸿先生的敬意和极大的责任心来工作的。这些工作得到了廖静文先生的全力支持和高度信任。父亲调动他一切的文化积存，以踏实、求实的职业道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开馆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这笔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巨大的文化财富，得以与国内外观众见面。
二、布展
为了尽早开馆，整理和策展、布展工作是同时展开的，父亲本着保留原貌、全面展示先生的伟业、整体把握艺术氛围、突出重点细节的策展精神，在有限的空间里，谨慎而大胆有序地展开工作。父亲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北厅正房是徐先生的起居和办公室，正中两间通间是先生的会客室，北墙上挂着先生早年所临摹的欧洲名画《丰收》，右边挂着他1940年访问印度时和印度诗哲泰戈尔在尼克坦书斋中的合影，南墙下挂着白石老人的紫蝶花…… 西墙角上挂着一幅任伯年的花鸟画，任伯年是徐先生很敬佩的一位画家……在东墙上挂着先生手写的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徐先生一生做人的精神正是这样，就把它写出来作为座右铭……走进东墙角的小门，是一间耳房，这是先生生前的卧室，家具照原样陈列，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是徐先生同廖静文夫人和两个孩子的像，衣柜里的几件布衣服，是先生生前最爱穿的。他在病中用的药和喜爱的书法碑帖，仍然摆在床前的小柜上。
父亲对悲鸿故居庭院的花木精心养护，特别是先生手植的马缨花、白丁香、榆叶梅、西府海棠。每当东风送暖，春花烂漫枝头，父亲都要用相机拍照下来，他还告诉工人说落花也不要扫，徐院长赏花时不是只看枝头的。每年清明节,陪同廖静文夫人到八宝山为徐先生扫墓时，父亲都采上一些院子里的花。
院中的东墙下有一大片蜀葵花，每年端阳节前后开花，有一次园工把蜀葵花挖出来要换上一些名贵花木，父亲急忙制止，他跟工人说:“徐先生喜欢蜀葵花，徐先生说过他喜欢花但没有时间养护，蜀葵是多年生草本宿根花卉，年年萌发，既不需要多花人工气力，还能年年赏花，徐院长把自己的庭院起名叫‘葵园’，还创作了多幅以蜀葵为题材的作品。” 工人听了以后，把挖出来的蜀葵又重新种上，更加用心养护。
后院的大椿树下，有一块大石形如石床，碧绿的苔藓点缀周围，徐先生生前喜于工作之余在院里散步，并坐在这大石床上休息。父亲每见这石床上的苔藓有些干了，都会亲自去洒上一些水。
纪念馆里的一书一画、一桌一凳、一草一木，父亲都是用心来布置的。父亲在文章中说：“在这朴素安静的故居里，人们可以了解到悲鸿先生一生奋斗的历程，呼吸到一个辛勤、正直、勇敢、爱国的艺术家的生活气息……悲鸿先生 一生的辛勤劳动，在这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这块肥沃的艺术园圃上将培育出民族绘画的茁壮新苗。”
三、研究
对徐悲鸿先生的研究是纪念馆的重要业务工作，父亲一面整理，一面展开研究，对徐先生的艺术里程、创作理念、教学思想、爱国情怀、革新精神、绘画风格、历史作用以及重点作品分析介绍、古代藏品考证等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
父亲先后写了《画家徐悲鸿》《徐悲鸿先生的收藏》《学习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画创作方面的革新精神——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五周年》《杰出的人民画家徐悲鸿》《徐悲鸿故居和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画马集序》等许多篇文章和著作，并在先生逝世十周年时在电视台做了讲座。
对这些研究成果，本文不能一一展开，父亲是以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鉴藏家的高度，以悲鸿先生的后学、知己、纪念馆研究人员的多重身份，从理论分析到亲身感受，生动地写出了悲鸿先生光辉的一生。此非深入体悟，终年不断地积累资料，且能心神相应者所能写得出来的。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徐悲鸿先生的收藏》一文，不是一册简单的收藏目录和简介，而是以藏品为中心，将收藏状况、收藏理念、种类、名称、述略以及研究考证的文章一一记下，是研究徐悲鸿先生的基础史料。
以《八十七神仙卷》为例，父亲先对悲鸿先生对此图的所有文字记述详加介绍，特别是与《朝元仙仗图》的比对，提出《朝元仙仗图》是壁画小样，此卷已完成为一幅卷轴。在此文中父亲又引用了《悲鸿先生题朝元仙仗卷述略》，徐先生在文中期待着美术史家对这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
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参照当时最新发现的永乐宫资料，以及新发表的有关永乐宫壁画的文章，又结合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记载，进一步论证，写出了自己的认识：
“徐悲鸿先生收藏之《八十七神仙卷》，这是徐氏所题的名称，结构与上面所说的一卷完全相同，但笔法上却有了新的变化。人物面相清瘦,衣纹紧密秀挺，已经近似传世的所谓李公麟白描画的风格了。它是宋代中期以后的面貌，并且发鬓染墨加浓，树干加上皴笔，荷叶也完全勾了细筋。‘题名牌’本是壁画的流行格式，武画卷上还是保持着这种样子，此地已经把它取消，已经完全成为一幅卷轴‘正本’，不再是什么副本小样了。”
又论:
“这两个画卷，前后多有残缺，根据道家的说法，上清天是灵宝君所治。又有东华、南极、北真、西灵四位真君，现在这两个卷子上，只有东华、南极二帝，当然还缺了一半，不全是肯定的了。不过拿这幅画的结构来讲，以护法天神开始，以护法天神结束，章法是‘起讫完整’……现在是整整地缺了一卷，而不是什么短了一截……”
四、扩建与接待
徐悲鸿纪念馆开馆以后，父亲又加了两项十分繁重的新工作，那就是纪念馆的扩建工程和大量的接待任务。父亲回忆说：“开馆以后，来馆参观的人逐渐增多，馆里所布置的陈列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于是决定扩大规模，扩建展厅，扩建工程经文化部批准以后，买地皮，迁民居，画图样，定材料，包工程，扩馆工作忙了将近两年，又重新修整了故居的部分建筑。共扩建展室21 间，仓库八间，改建和添建了办公室、储藏室……”
父亲对这些事情并不擅长，但他亲力亲为，图纸都要亲自设计，他说:“建筑规格仍然保留了民族形式，朱檐碧瓦，古意盎然，和故居部分十分调和。”
纪念馆的接待工作也意义重大，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参观，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艺术家名流。父亲在这里接待了白石老人，那感人的一幕我将在下文中详述。父亲是在这里认识的邓拓同志，邓拓喜欢父亲的画，在他领导的《前线》杂志上连发数期封底，“文革” 中父亲被狠批为“三家村” 的御用画家。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赞扬我们父子的画，说我的画“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慨”，我也就成了“三家村”的黑苗子。福兮，祸兮，这都成了我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由于北京火车站的扩建，坐落在东受禄街的悲鸿故居没能保留下来，后来在新街口地区建新馆。但这新中国第一座美术纪念馆的创建，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和宝贵的经验，更在我心中记下了两位前辈艺术家的情感故事。
1960年父亲由徐悲鸿纪念馆调回了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国画系花鸟画科主任，这简单的院内调动也历时一年，时任馆长的廖静文先生自然不舍得放人，美院人事处长丁井文、国画系主任叶浅予都积极为纪念馆找适当人选接替工作，廖静文先生顾全大局，忍痛割舍。那些年里父亲和廖静文馆长互相尊重，相互配合。父亲敬佩廖先生的学养、见地，特别是她对徐悲鸿先生和中国美术事业的无私奉献。廖先生对郭味蕖也饱含着感念之情。
“文革”时期，父亲遭难，被江青点名后更是天天遭批斗。有一次，父亲在回家路上，远远看到廖静文先生迎面走来，急忙向一边躲闪，那时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都会有这种心态，以免对方尴尬。没想到，廖先生走过来说：“味蕖先生，你要多保重，你要相信群众……”简短的几句话和一下握手，给了父亲很大的精神安慰。父亲遭“文革”迫害去世以后，在八宝山为郭味蕖平反昭雪补开的追悼会上，廖静文先生满怀悲愤和惋惜，泪洒衣襟。1998年，郭味蕖诞辰9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会上，廖先生的发言充满深情，感动四座。2008年，近85岁高龄的廖静文先生还亲自乘火车赶到潍坊，参加郭味蕖百年诞辰纪念和郭味蕖美术馆落成典礼。
从父亲初识徐悲鸿先生至今已六十余年，二老早已谢世，当年还是小孩的我现在也70多岁了，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待辞费，而情感之深更加感人，留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本文选自郭怡孮《怡园艺话》
图文来源/郭味蕖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