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信仰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我觉得,我们是拥有她的。
突发病房的第一天,我起的很早,因为病区所在的医院离家很远,而我能走的几条路,早晚高峰都很堵,老大已经顶在病区二十几天了,让他多待一刻我都觉得过意不去。老大是我的医疗组长,他是市里第二批被派去突发病房的医生,接替第一批的同事,第一批的同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位便是我们医疗组的老二袁大哥,显然,我是第三批,至此,我们组全军轮番上阵了。我内心激动却也无奈:终于轮到了我,还是轮到了我。
开上主路我便感慨自己起早了,沿途静寂,直到终点也只是遇见零星的几辆车,车位也空了好多,我不禁哑然忙碌中只知道疫情不减,却忘了城市还在隔离中,未交班,心却早早的沉了许多。
所幸交班工作比我想象的顺利,市里和院里调动了全部资源,虽然物资依旧紧缺,但也基本保障了我们的正常用度,防护装备齐全,作为战士的我们,前方粮草前行,是最大的慰藉和支持了。
第一次穿防护服,整整用了四十分钟,憋闷笨重之类在近期的文章里描述的很多,但是真的自己穿上了,不适感还是一言难尽,老大坚持要带我走一遍战场,于是我们便笨拙的出发了,笨拙到什么程度呢,我不得不描述一下,从缓冲区到隔离区,过每一个台阶,我都要弯腰60度以上才能确定看得清不让自己摔倒。虽然裹得密不透风,但进入病房的一瞬间我还是有点害怕,所幸抬头有老大在前面,摸清了地型,熟悉了许多,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交接完毕,最后的告别是他叮嘱我注意安全,我叮嘱他好好隔离,一丝莫名的感伤漫过心头,不容自己多想和煽情,挥挥手,整张上岗。
绝境中的喜悦是前方遇故人,特殊时期特殊地点,遇见了几年前轮转时的老师和同事,潘老师一早便帮我联系好了住宿,确保日常隔离,最大限度降低了家人感染的风险,她和即将换岗的同事开玩笑说:特羡慕她们,自己还遥遥无期呢。她是笑着说的,我们也都知道她并不想离开也不会离开,除非疫情结束,但我回头看她微笑的眼睛,还是特别想给她一个拥抱。韩护士长悉心辅助我们穿防护装备,从口罩帽子鞋子事无巨细,最后还帮我们照了一张合影,我和老大说:入科两年,我们的第一张合影竟然是这样的,他安慰我说:很有纪念意义,也算是迎难而上的传承吧。哦,我的老大叫董科奇,去年我也悄悄的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故事,为什么老是写他呢?因为任何需要的时刻,他总是会站在最前面。他说做ICU的总需要在危难时刻顶上来,不是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精神,而是作为一位重症医生的职责,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只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从疫情爆发开始,我始终想写点什么,但是并未在一线,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发言权,私下和袁大哥聊了聊,问他什么感想,他说没啥感想,摸索着战斗,结束以后回来时,才想起后怕,万一感染了会怎么样,想着想着检测阴性了,就接着回科里上班了。因为支援工作,科里的人员也严重不足,为了能尽快上岗,他舍不得多休息一天。突发病房的第一天,我又询问了一起上班的同事,大家的想法竟也不约而同一致:虽然怕,但是我们也要上,并且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有幸生在和平的国度,没有上阵杀敌报效祖国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即使没有戎装,我们也毅然决然的赶赴了属于我们的战场,不讲无私,不讲伟大,只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突然觉得自己很像战地记者,好吧,疫情结束前,这将是我的兼职。
最后说说我们的李副院长吧,他反复的督促我们要做好防护,从上午一直说到了下班,临走时还不忘叮嘱我们用碘伏棉签擦好鼻孔和外耳道、用酒精消毒好鞋底,他说他不允许队伍里的任何一个人倒下,回去一定要好好休息。说完他又转身回了病区。我不清他指导突发病房多久了,只记得除夕夜群里的一张照片,是他在突发病房的洗手台上吃饭,当时觉得特别心酸,为什么在洗手台上吃饭,因为当时突发病房刚启动,休息区没有吃饭的桌子,那以后,他就一直都在了,在他的调度下,我所看到的工作区和休息区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作餐居然还配了鸡汤,李副说:虽然我们没有去武汉加入到国家前线的战斗中去,但是我们能尽自己的所学,坚守在地方的疫情一线,守护一方百姓,作为一名医生,我们就是无愧于我们的职业和我们的良心。
信仰是什么,我说不清,华灯已起,透过车窗,我看到马路两旁的彩灯竟然还是红灯笼的形状,隔离带上的树,也披着七彩的灯饰,才想起虽然马路空荡,但此刻也还是正值新春,我在红绿灯前呆了很久,直到疲惫的躯壳里那颗跳动的小心脏轻声告诉我:这样可爱的城市,值得有人去守护她,让她回到最初的熙熙攘攘的样子。
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地方疫情工作结束,整理了当时的日记,19年底支边,20年初抗疫,搁置许久的简书,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