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党百年光阴，从上海石库门的星星之火，到嘉兴南湖的点点波澜，我党在泥泞中起步，在曲折中发展，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能有这样的辉煌历史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应该归因于“信仰的力量”。

先来讲述一个《半截皮带》的故事：

2016年元旦刚过，习近平视察当时的第13集团军。走进军史馆，他在半截皮带展柜旁停下了脚步。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粮食的严重短缺。三过草地的一个红军班早已断粮断炊，半截皮带成了全班最后的食粮，战士周广才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下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到陕北，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

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年轻的红军战士，走出茫茫草地，走到了陕北。半截皮带的故事，令习近平动容。他感慨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2011年8月，我加入了泡小天府。不知不觉，十年间过去了，我已然比十年前的我成长了很多。也许，这和校门口的文化墙上的一句话分不开——教育，在我们之上。

“教育，在我们之上”是学校的信仰，也成了我的教育信仰。

我的信仰，每天实现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我坚信教育首先必是心与心的交流，其次才是关于知识层面、技术层面的交流。和孩子交心，真正的交心，似乎做得很不够。我奢望一种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不说我的数学，不说考试分数的心态，可惜现实往往逼得我去和一些孩子的交流仅限于数学、仅限于作业，每天还会自责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因为总会有“漏网的鱼”，其他的，我寻不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似乎我的态度就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并以此为标杆，活生生做让一些孩子反感的老师。

可是，就算做一个“劝学”的老师也是需要智慧的，也是需要信仰的。比如，如何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生如何克服困难，教学生如何与别人良性沟通，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此时，我想起吴非老师的《不跪着教书》，也想起一些博友里的故事，当一个教师在写总结的时候写到自己所带班的成绩位居前茅等句子的时候，不知怎地，我会反感，甚至在心里可怜他：只剩分数了，人哪去了？每次课间休息的时候，遇到孩子总会相视一笑，甚至是热情拥抱，或者俯身交谈两句，这样的愉悦感多一些吧！

所以，我的教育信仰里必须有这个词语：生命。对孩子多一份呵护，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等待。可是，就因为我的这些信仰吧，个别家长告诉我说老师要狠些、严些，这样学生才有个“怕”字，才会去好好学习。对某些孩子，我还真的严不起来，也狠不起来。好吧，就在你的逼迫下完成了作业了，将某个不懂的问题弄懂了，可是孩子会领情吗？“劝学”里必须有呵护的姿态，有尊重的态度，才不会造就一些早早就厌学的孩子。下午代管课，做了一张卷子，最后批阅之后，叫某某的孩子的分数最低，属于低得离谱。知道这个孩子的学习状态不好，效果也就只能这样，很想将她留下来，说说关于卷子的事。后来还是放弃了，明天课堂上，不动声色的让孩子们自己改正错误，然后把不懂的问题提出来，多多关注一下她，注意不要轻易流露出不满的表情，这样的孩子只能提醒我对她要多上心一些，而不是将她从孩子们抓出来，贴上标签，显出是异类，那样是最糟糕的。

放眼当前，也许就因为我们缺乏上位的教育信仰，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雅斯贝尔斯说“当代教育已出现下列危机征兆，非常努力于教育工作，却缺少统一的观念，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文章书籍，教学方法和技巧以不断花样翻新。”听从英国考察回来的老大曾说：“英国的老师因为是包班制度，所以一年里几乎没有什么教学研讨活动。”这和我们国家迥然不同，每周这里听课那里研究，甚是热闹，可是有几个人潜下心来在研究自己班里的那几个孩子该怎么去引导呢？我们的教学似乎都停留在技巧上，而忽略了对个体的关注，有句话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可是我们真正去研究过班里的每个孩子到底适合什么方法呢？好在，现在我已经将之成为我的常态课题。

“教育，一定在我们之上”，我们必定是仰视着前行，“让教育回归常识”，让教育不患有“多动症”，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让教育有“魂”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