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人称“三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他们都位列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人物。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才华横溢，文学造诣颇深，开创了自己的文风；书法更是登峰造极，其中《寒食贴》被评为天下第三行书。三人中他的影响最大，现在连好多老外都在研究他。林语堂在巜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东坡：“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似乎所有的溢美之词用在他身上都不足以描绘苏东坡的全貌。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一字同叔，号东轩长老，又号东篱，晚号颍滨遗老。苏辙深受父兄影响，文学造诣也很高。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古文写作上有自己的主张，赋也相当出色。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由于苏轼影响力太大，加之苏辙内敛，不张扬，于是相较之下，苏辙便显得黯然失色。其实，苏辙的才华也是相当了得。苏轼就这样评价：“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王称在其史书《东都事略》一书中也曾说“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可见苏辙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我们都知道苏氏兄弟才华横溢，他们的故事流传也很多。但你是否注意，苏氏俩兄弟情谊深厚，一生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常被世人乐道。读苏东坡的传记会发现，苏氏兄弟两家人也非常和睦，他和弟弟一生中大多数时期并不在一个地方做官，但他们两家人一有机会就会相约在某个地方共住一段时间。兄弟俩从小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忧伤时他们相互慰藉，患难时相互扶助；常在梦里相会，平时互相寄赠诗词以通音信，友爱有加。他们不仅是血缘上的亲兄弟，还是文学上的知己，事业上的同道，甚至是彼此精神上的支柱。东坡曾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哥哥的墓志铭上写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兄弟间的友爱，以及顺逆荣枯过程中产生的深厚情谊，成为苏东坡毕生歌咏的题材。苏东坡一生给弟弟子由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不少成为千古绝唱。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第一次做官，任凤翔府判官。临行时，弟弟把哥哥一直从汴京送到郑州，在郑州西门外，兄弟俩有了第一次分别，难舍难分，东坡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马返回，直到身影完全消失才前进。到任后，东坡便给弟弟写了第一首诗：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此诗言真意切，真情流露，兄弟俩的关爱之情和深深的离愁别恨令人动容。诗中的“风雨对床”之思，成了兄弟俩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兄弟俩辞官归隐后的理想生活。那时从京都到凤翔的函件一趟要十来天，但兄弟俩基本每月都互寄诗词一首。

      苏东坡一生做了大量的诗词，但往往为了子由，苏轼才写出最好的诗。苏轼由杭州到密州时，心中思念子由，于是便写了巜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该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东坡向弟弟倾诉自己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仍然是在密州时，兄弟俩相思甚切，苏轼又写就了千古绝唱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无不让人心生涟漪！兄弟俩的感情深沉而真挚！

      苏氏兄弟俩一生也共同经历了不少磨难。嘉祐九年（1064），苏东坡解除官职（当时，凡地方官任职三年后，都要接受朝廷政绩考核，称“磨勘”）回京，弟弟子由全家也从四川赶来，苏东坡被安排在史馆任职。这年五月，东坡妻子王弗不幸病逝，时年26岁,东坡甚是悲伤。父亲对东坡交代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次年四月，父亲又病逝。兄弟二人不得不辞官，将父亲及妻子灵柩从开封运回眉州安葬，兄弟俩先走旱路，后自安徽走水路，顺长江逆流而上，边走边游，第二年四月才到家。三年居丧期满，即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氏兄弟俩才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眉州。

      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御史的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最终致使苏轼锒铛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苏辙任南京判官，由于苏辙人缘好，得知内部消息，于是冒险派快马从南京赶往湖州通知哥哥，好让苏轼有所准备。苏轼入狱后，子由不仅要照顾哥哥一家老小，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营救苏轼。为营救哥哥，他写下了《为兄轼下狱上书》呈交给宋神宗，奏请朝廷赦免兄长，并表明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哥哥赎罪。可见子由救哥哥心切。在狱中，苏轼以为必死无疑，写下了绝命书《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一首是写给家人的，另一首写给弟弟的，全诗如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句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道尽兄弟情深，着实令人感动。试问，有谁能在知道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能想念起自己的兄弟，说出这些话？

      乌台诗案结束后，苏东坡死里逃生，被贬往黄州（“东坡居士”的名号就是在黄州时种地而得），降低官位，充团建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也无权签署公文；弟弟子由也因为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而被贬到高安任筠州酒监。乌台诗案，兄弟俩经历了生死离别的折磨，这次事件对苏轼打击很大。之后的苏轼越来越成熟，黄州虽然偏远，但风景美好，民风淳朴，有大量的闲暇时光，有美酒，大大激发了东坡的诗兴。在黄州，他写出了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巜赤壁赋》、巜记承天寺夜游》等绝世妙文。

      对苏氏兄弟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两家人在一起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会想方设法“腻”在一起。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东坡35岁时，携家眷离京赴杭州任杭州通判。在随后的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而其弟弟则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当时国学的老师），正好在苏东坡管辖的范围内，于是便常常利用工作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多的时候会住两个多月。两兄弟之间，难的往往不是危难之际的同甘共苦，而是屋檐之下的长久共处。当时，苏辙也不富有，房子又矮又小，但兄弟俩在一起的日子却很开心。苏东坡还作诗“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调侃子由高大。那段时间，兄弟俩也常常到柳湖划船，或在城郊散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子由也会给哥哥一些忠告。东坡有个缺点就是老爱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子由便劝哥哥要因人而异，要慎言。有一次，苏东坡应弟弟请求，两家人在一起共度中秋，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一次中秋聚会。临别时，二人难舍难分，子由决定送哥哥到八十里外的颍州，后来又在欧阳修相伴之下，三人共处半月有余。临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颍河的船上吟诗论政，彻夜未眠。苏东坡后来还写了二人论政的诗，寄给弟弟，其中一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流露出其抑郁不得志的矛盾心情，也反映了东坡炙热的爱国情怀。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他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 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方便见面。苦也罢，乐也罢，正是因为一直有弟弟苏辙的陪伴，苏轼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大度，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甚至连文风都有所变化。

      苏氏兄弟俩一生友爱有加，史书未见任何有关兄弟俩不和的记载。不管发生什么事，兄弟俩总是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两家人也总能和睦相处。兄弟团结友爱，这符合常理，但他们兄弟俩为何感情如此深厚，且终生不变？值得探讨。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根本上是受儒家文化的洗礼。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提倡孝、弟、忠、恕。中国人最在意家庭至亲之间的关系，孝顺父母长辈，兄弟互敬互爱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再结合时代背景来说，宋代也是儒学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当时的思想很活跃，产生了以程颐、程颢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众多思想家，程朱理学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到了最高点，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进而成为整个东方的思想支柱。苏氏兄弟自幼就接受全面良好的教育，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杰出代表，自然比一般人更加遵崇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并身体力行。

      其次，是苏轼家族优良家风世代相传的结果。苏氏是当时眉山三大家族(程、石、苏，其后辈皆有人在外做官，并相互联姻，其中程文应就是是苏东坡的外公）之一。苏家是小康之家，家中顾有使女、奶妈。苏东坡的爷爷苏序虽不识字，但人品不凡，后来皇帝封赠“大理评事”。他待人随和真诚，薄于己而厚于人，但又明辨是非与善恶。据说，他出入乡里，从不乘马，理由是“有甚老于我而行者。吾乘马，无以见之。”另外，他轻财好施，曾在荒年卖地赈济邻里。丰收后，邻里要偿还债务，他也不收，可见其仁慈之心。在教育孩子上，苏序因材施教，很有自己的想法。宋初数十年间，四川文化衰落，读书人少，不愿外出做官。但苏序却让苏东坡的两个伯父苏澹、苏涣认真读书，最后二人都以文学举进士。

      曾巩巜苏明允哀词》中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为人聪明，辩智过人”表面上“游荡不学”，实则颇有大志，只是不愿意为声律句读之学所束缚。苏洵经常与两个儿子一起读书，共同研讨“古今成败得失”，苏轼少年时曾作巜夏侯太初论》、巜春秋论》等。苏洵夫人程氏，知书达理，沉静贤惠。相对程家，由于苏家乐善好施，家财时而耗尽，生活并不宽裕。但程氏却能勤俭持家、自强自立。苏洵夫妇教育兄弟俩要以名节自励。苏东坡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游学在外，母亲就亲自教兄弟俩。一日，母亲正教巜后汉书》里的巜范滂传》。小东坡问母亲：“母亲，我长大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不？”母亲回答到：“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犯滂的母亲吗？”程氏堪称贤妻良母，正如司马光所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从小所接受的良好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优良的家风的熏陶，造就了这对团结友爱，刚正不阿、忠君爱国的兄弟！另外，不管是苏辙的夫人还是苏轼的三任夫人，她们都是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女子，故能“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试想，如果他们有任何一方老婆是河东狮吼，或者像鲁迅的弟媳那样，那两家人也不会这么和睦相处，兄弟俩的感情也自然会受影响。

      再次，苏氏兄弟俩性格特征互补，也是兄弟俩能和睦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苏氏两兄弟都非常有才，但性格却截然不同，东坡豪放、好争辩、天真、倔强、做事不顾后果，子由则拘谨、内敛，寡言、稳健务实。北宋大臣张方平，也是“三苏“的伯乐，他就这样评价苏氏两兄弟“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可见二人性格差异明显。在兄弟俩有分歧时，子由这种性格的人更容易主动做出让步，这样就不容易产生矛盾。但兄弟俩性格异中有同，他们都是敦厚淳朴、正直善良的正人君子；他们兄弟俩有共同的价值体系，能尊重彼此的人格特质，都愿意为对方付出，这才使得俩兄弟关系超越了亲兄弟的感情。这一点也可能源于祖上的遗传基因，正如他们祖父的人品一样——薄于己而厚于人。从以下兄弟俩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明显可以窥探兄弟俩性格特征的互补。

      仁宗嘉祐六年（1061)，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审理案件的京官，签书凤翔府判官也就是苏轼在凤翔要做的事情，相当于是凤翔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协助知府处理事务），有权连署奏折公文。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这是他第一次被任命，但由于父亲一人在京为官，兄弟俩不能抛下父亲不管。无奈之下，子由便辞官不做，留在京都照顾父亲。这件事，子由做出牺牲，主动承担照顾父亲的义务，除了儒家的“尊长”思想外，也可以看出子由性格中的内敛，他在此时更愿意主动付出。

      兄弟俩一生中的际遇也大相径庭。苏轼一辈子并没有过上几天真正锦衣玉食的日子，多数情况下，他不是在遭受贬谪，就是在遭受贬谪的路上。相比于苏轼，苏辙则要沉稳许多，官场上所经历的风浪相对较小，职位也做得比苏轼大。不同的际遇，也让兄弟二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一定的差别。苏轼常常在生活中难以为继，别说照顾家人，有时候甚至照顾不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苏辙主动承担了照顾苏轼的任务。

      中国有句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氏两兄弟是正人君子，他们二人从来没有合力去对付过某一个人，但纵观他们的官宦生涯会发现，两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苏轼兄弟刚入汴梁那会儿，都有一种豪气干云的气质，在科举考试中写出的政论文章，都文采斐然并且敢于针砭时弊。尤其是苏辙，甚至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当朝皇帝宋仁宗年老昏花，有些怠于朝政。苏辙的文章，甚至把主考官都吓了一跳。王安石变法后，苏轼和苏辙主动占到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一边。这一次，苏轼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司马光等一干老臣相继被罢免或辞职之后，苏轼先后两次给皇帝上“万言书”，痛陈变法利害，因此得罪了王安石，尤其是得罪了朝廷上一帮借变法上位的势利小人。到地方做官后，苏轼依然在一些诗歌中含沙射影地批评王安石变法，有些诗歌甚至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宋神宗，最终酿成了上文所述的“乌台诗案”。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被调到汝州（今临汝），这是皇帝的好意。他不得不放弃数年辛勤创建的黄州的农舍等前往汝州。但他决定先去高安看望弟弟子由，他让儿子迈带领家眷和他在九江会面。他们兄弟已经四年没见面了，三个侄子走出八里地外迎接伯父。东坡发现子由胖了，但由于夜晚花太多时间练瑜伽术，身体不太好。这一次，东坡在弟弟那住了一周左右。

      离开黄州之后的十来年，苏轼迎来了官宦生涯的黄金期，一度做到了朝廷的三品大员，每天出入庙堂之高，生活很富足。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再次被贬，调充英州（广东）太守，后来又多次被降官，最后被改派到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苏轼这几年虽然官运亨通，但不善于持家，加之时常各地调动，俸禄大部分都被花光。当再次被贬谪时，他居然又一次陷入了经济落魄的窘境。他首先想到了弟弟子由，此时，弟弟子由已被贬往汝州任太守。前往惠州时，他找到苏辙，子由给了他七千缗（读mín，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以供他家人在宜兴（苏轼在熙宁年间就任杭州时，曾上表《乞常州义兴居住》，得准，后来在宜兴独山南麓安家）安居之用。苏轼将一家老小安排在宜兴，自己仅带着两个儿子和小妾朝云远赴惠州。

      苏轼到惠州之后，热衷为当地居民修桥铺路，做公益事业。为筹措资金，他竟然再次想到了苏辙。够意思的苏辙，竟让妻子卖了首饰，满足哥哥的要求。

      绍圣年间，以章惇、蔡卞为首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祐諸臣卷土重来，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其中苏氏兄弟俩受贬最重。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州贬往海南儋州， 苏辙从筠州再贬至岭南雷州。更为可恶的是，规定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为此，苏东坡的大儿子苏迈也丢了原在南雄附近的官职。这次到海南，两个小儿子一直陪伴他到广州，随后，苏迨拜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独自陪伴父亲到海南。子由则带着妻子及三个儿子和儿媳。这次境况凄凉，苏兄弟俩在藤州相遇，随后受到雷州太守盛大款待，兄弟俩在雷州相聚了3天。这次相聚，他们是抱着永别的决心，事实也的确成了永别。离别前夜，两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东坡痔疮发作，很痛苦，子由劝哥哥戒酒；二人又共同做了几首诗。苏东坡在给友人王古的文中曾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令人泪目。几年之后，尽管苏轼死在了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在此前十多天，苏辙还在给哥哥写信，数次劝他回到颖昌。苏辙说：“桑榆暮景，岂忍再长相别离？”但苏辙终于没有等到和哥哥重聚的那一天。无限悲伤中，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上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人生天地间，骨肉能几人？这对一生“风雨对床”的兄弟，就这样永别了。他们除了留下伟大的人格和作品外，还有无人与之比肩的兄弟情谊，被世世代代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