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我曾经在大明的衙门干过捕快，在大明的军中磨砺过，虽说混得不好，但是，正是因为有过这些经历，我心里清楚当官的都是一个鸟样——贪钱！小官小贪，大官大贪，办什么事儿，只认得钱。

这正合我们的意，诈降这种事儿，没钱是不行的，钱不是问题，就怕你不要钱。

我下令把军中缴获的金银财宝集中起来，派人带着这些东西到陈奇瑜的大营，向陈奇瑜的亲信们送上大礼，表示愿意投降，希望这些贪财鬼在总督面前美言几句。

那些人倒是很厚道，拿了钱就给办事，就向陈奇瑜建议招抚义军云云。陈奇瑜这个人，行军打仗有本事，但是缺点儿乾坤独断的魄力，连续的胜利，让他有点轻飘飘的，大家都替义军说好话，让他动摇了，觉得义军肯定是走投无路，他自己也懒得动手大开杀戒，招抚也是大功一件，就同意了手下的建议。

陈奇瑜立马向明廷上奏，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张招抚，皇帝准奏。

朱由检这小儿，真是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之前才被我们义军骗了一把，这次不加思索，又上了我们的老当。

记得是崇祯七年（1634年）的六月，得到皇帝的准允，陈奇瑜赶紧和我们谈判，两方达成了招安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义军四万多人，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每队由朝廷派遣安抚官一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和遣返原籍安置；

二、遣返回籍的途中，义军的食粮由所路过的府县负责提供；

三、官府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避免和义军发生冲突。

这个办法对我们来讲，那是再好不过了，投降居然能够享受这么好的待遇，难怪一些兄弟经常讲投降了。对朝廷来说，这个办法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太高了，我们要是中途变卦，他们似乎毫无应对之法。

说实在的，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处在不利的位置，以投降的名义，用了些金银财宝，就改变了形势。

于是，我们整理行装，走出被困之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较有戏剧性。

官府可能事先吩咐过，要好好招待什么的，所以大明的官军在外面迎接我们。看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热情地打招呼，我们也回敬问候。然后双方走到一起，有说有笑，一起往营地走去，官军见我们的马很瘦，都纷纷与我们交换马匹。到了营地大家不分彼此，一起欢呼，庆祝，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直到晚上，继续围着篝火，仰望星空、聊人生百态，然后一起脚挨着脚睡觉。

在那短暂的日子里，没有战争，没有杀戮，大家没有敌友的分别，痛快的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当然了，那样的时光注定是短暂的。

义军吃了几天的饱饭，还从官军那里换来了行装，尽管那些天我们和官军相处得很融洽，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人各有志。

就在一天夜间，我们集体行动，将看管我们的安抚官要么杀死，要么割耳，要么杖责，要么捆起来扔到路边，然后，离开，前行。

后不久，我们即攻掠了麟游等地，那时的义军已然是脱了缰的野马，开始在陕西大地上纵横驰骋。七年前，我们在这里点燃烽火并将其蔓延到整个大明，辗转七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发祥地，朝廷震动了。

陈奇瑜反应过来了，感觉这下闯大祸了，于是他干了一件事——找个替罪羊先。

他向皇帝上奏，说宝鸡知县李嘉彦在招抚义军方面不热情，引起了军民冲突，破坏了抚局，接着又将责任推到陕西巡抚练国事身上，皇帝当时认为抚局是他亲自准允的，手下人办不好，他很没面子，遂下令逮捕李嘉彦、练国事等人。

陈总督就这样保住了皇帝的面子和自己的里子，不过，将责任一概推给他人，这个有点不地道。

可是，陈奇瑜终究也躲不过去，据说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耽误大事，朝廷内主剿派也开始叫嚣，皇帝没办法了，黑锅总得有人来背，他知道陈奇瑜是个干材，本想委以重任，但无奈群臣汹汹，陈奇瑜终于被革职拿问。

这些当官的就是这样，谁的责任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负责任。

抛开立场来说，陈奇瑜这家伙有能力，获皇帝赏识，升得快，爬得高，能干肯干，但是一个不小心，摔下来，就再也起不来。至于他的结局，可以参照另一个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没错，就是之前讲过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找人背黑锅这种事，你是皇帝当然可以这么干，但是，干多了，手下人也就心寒了，谁还替你卖命，可惜，朱由检好像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从一个富绅那里夺得一批矮脚马，据说是产自云南，和我们北方的高头大马很不一样，不知道这些马能作什么用，但是孩儿营的小崽子们很喜欢，我得去安排一下，先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