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那是崇祯六年(1633年），风号雪舞，天寒地冻，真可谓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了。我们打不到秋风，没有粮食，缺乏御寒衣物，兄弟们一个个的都被冻成狗了。

各路义军在豫北地区面临被围歼的局面。怎么办？各路头领于是聚在一个山头商量，李自成提议我们暂时学学《水浒传》里的宋江，向朝廷主动示好，走招安的路子，我当时很不屑，问老李招安后呢？是不是要去打方腊？

拌嘴归拌嘴，最终大家都同意投降。当然了，我们只是学宋江，并不会真的像宋江那样傻，投降只是手段，为了保存实力而投降，那叫诈降！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面子什么的，该放下还是要放下。

义军中绝大多数首领都有过诈降的经历，以前有，后面还会有，不过那些都是各路义军单独的经历，唯独崇祯六年那次是我们义军头领们一起诈降。

诈降是需要一个找个中间人的，或者叫冤大头，找谁呢？京营总兵王朴。

为啥不是别人？义军这些首领闯荡江湖也有些年头了，胡子长了的同时见识也长了。我们讨论过，洪承畴，这家伙是杀降专业户，心狠手辣，死在他手上的义军兄弟数以万计，找他，那就死定了。曹文诏、卢象升、左良玉这些将领当时级别还不够，做不了主，求过人办过事儿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找那些说得上话的人，这样成本比较低（因为送礼只送一个人），程序上也比较省事儿。

王朴这个人，其他的我们并不了解，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比较贪财。他是京营兵总兵，皇帝派来的，身边还有皇帝派的监军太监，找他是找对人了。

那年十一月，李自成、闹塌天、张妙手等几位首领向王朴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动情的说了以下这些话：“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安分守己的百姓，只是因为老家陕西连年旱灾，颗粒无收，吃不饱饭，年少无知，冲动闹事，造成了今天的大罪。现在我们发誓要归降朝廷，请求朝廷将我们押回老家，该种田的继续种田，该打杂的继续打杂。”

王朴竟然信了。他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商议，觉得不用杀人，赚一个大功，提前完成皇帝交办的差事，何乐不为？他们立马就同意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三个人是蠢的母亲给蠢开门——蠢到家了，实际上他们不蠢，只是打了小算盘而已，顺便收一笔我们义军给的诚意金，王朴那家伙拿了我们好大一颗珍珠。

那月十九日，义军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位首领亲自到河南彰德府武安县拜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表现出了投降的诚意。杨进朝立马写信向皇帝上奏，好话好说，然后等皇帝旨意，同时，为了表示出招抚的诚意，他让各路官军停止对义军的围剿。诈降的义军首领共计有六十一名，高迎祥、我、李自成、罗汝才、老回回等都在其中。

我们的集体诈降，麻痹了朝廷上下，特别是让官军放松了警惕，为跳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

为了储备过冬物资，我们进行了冬季大采购，向当地百姓购买了足够的粮食和衣物。

当地百姓胆子也够大的，敢和我们做交易，没话说。注意一点，我们是用买的，而不是抢。抢是必须的，不过我们抢的是朝廷的藩王、官府和富家大户，我们不仅不抢一般的百姓，甚至在劫掠一地后，有时还会将胜利果实分一部分给当地百姓，这样我们很受老百姓尤其是衣食无着落的饥民的欢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自愿加入我们，因为跟着我们有饭吃。

在仗义疏财方面，我比李自成大气。

实际上，每一位贫苦百姓，都有将达官贵人、富豪乡绅的财产抢过来的心思，那些人的财产不就是从贫苦老百姓的身上搜刮去的吗？从古自今，皆是如此，只是，大多数人只是想想，没有付诸实践，而我们做到了，老百姓能不欢迎吗？

我们对于朝廷、官府、富贵人家而言是妖魔鬼怪，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神一样的存在！而且，说实在的，整个大明国，富贵者只占少数，贫穷者是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我们义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时，只要振臂一呼就能东山再起的原因。

我们要想跳出包围圈，那就必须得渡河，从哪里渡呢？恰巧，那年那月二十四日，气温骤降，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冰冻成桥，但是我们人马太多，一起过，必然导致冰裂，怎么办？

还是我老张出主意，用木板铺在冰上，木板之上再加一层土，人马分成三路而过，这样就减少了对冰的压力，结果义军全部顺利通过，义军各首领也对我张献忠刮目相看。

义军大部队到达河南渑池县境内的马蹄窝、野猪鼻，这两个地名，嗯，很有特色。这时候，第一个发现我们偷渡过来的是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这个人级别不高，胆子却不小，在很仓猝的情况下，手下也没多少人，硬着头皮往上顶，然后被我们围殴死了。

我们就这样有惊无险的突破了黄河天险，将朝廷调集来的重兵无情地抛在后面。

这次突围的意义比较深远，从此，我们义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对官军的作战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说得直白点，就是马上将战火烧遍整个大明。哪里有官衙、富商和大户，哪里就有杀富济贫的义军！

一个小崽子献上来一双精致的蒙古皮靴，不知道从哪个当官的那里缴来的，我要去试试，先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