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我们如果分析一下发生“靖难之役”的起因，尤其此战过程中，朱棣、朱允炆俩叔侄及其手下人的不同表现，与其不同的结局，大致可以看到儒家这个论调的实际效用。

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亦即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亦即讨伐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了叛乱；他称自己的部队为“靖难之师”，故而史称“靖难之役”。

长达四年的战争，使得多灾多难的北部中国再度糜烂，无数百姓重新陷入兵燹之苦；这场战祸，其实起因于朱元璋的一个错误认知。

朱元璋于生前，采取了诸多措施防范权臣篡位，其中包括将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分封在全国各地做藩王，各有护卫甲士三千至一万九千人；一部分在内地监督地方各官，一部分拥有重兵驻扎在北方，以防御外族，又兼作中央皇权的砥柱。

他全力考虑的是朱姓与外姓、外族的利害关系；至于皇族内部的矛盾，他以为可以用“君臣父子大义”来作个调节。

当时有个叶伯渠，浙江宁海人，以国子生授山西平遥训导；他曾上书朱元璋，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

分封裂土，诸王各有封地，恐怕数世以后，会对朝庭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造成分裂割据；汉初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两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朱元璋读罢上书，很生气地说:

“这小子离间我的骨肉，快把他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幸亏了胡惟庸，乘着朱元璋高兴之时，才报告他说，人已经逮到；叶伯巨暂免了杀头，后来还是死在了监狱里。

朱元璋为何会这等生气？因为叶伯巨的上书，触动了他的基本国策；建国之初，他就想好了这个策略:

借用血亲关系及其力量，并且灌输子孙以“君臣父子大义”，来永久巩固朱家江山；他封藩王，是为了达到“外镇偏圉，内控雄域”的目的。

但朱元璋只看到，他在世之时，诸王都是忠心不二、不会造反；可他死了以后，又会如何呢？

其实，叶伯巨在上书中已经指出:

“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遽成五胡云扰之患。”

我们还可以替叶伯巨补说一句:

到了那个时候，为了争夺皇位，谁还能顾及什么“君臣父子大义”？

或许是叶伯巨的上书，对朱元璋多少有点提醒，他就亲手制定了《皇明祖训条章》；在《祖训·首章》中，如此恳切告诫诸王:

“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臣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庭而累身也。若朝庭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

《祖训·第十三条》，还做了这样规定:

“凡新天子正传，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许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员入朝。如朝庭循守祖宗成规，委任正臣，内无奸恶，三年之后，亲王仍依此来朝。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藩王不能随意进入京城，并规定“三年不朝”，以及其他的限制，这是担心他们会给即位未稳的新君、带来威胁与各种不测；然而，内中又有假若“内有奸恶”、则“统领镇兵讨平之”等语，却正好被燕王朱棣所利用、作了这次起兵叛乱的依据，他当然不会提到什么“天子密诏诸王”等句。

当时还盛传，是兵部尚书齐泰，借用《皇明祖训》的规定和朱元璋临终的嘱咐，阻挠了孝子们进京哭丧；又闻说新皇朱允炆从前的老师黄子澄，也参与了削藩之谋。

所以，燕王朱棣就指斥这两个人，在间离君臣、叔侄之情，是“奸恶”的“不正之臣”。

朱元璋想以制定《皇明祖训》，来维护“君臣父子大义”，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这个《祖训》，不仅可以断章取义，还可以引申而用之，作出各样曲解。

举个例子，建文帝朱允炆下特旨，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燕王府所有官员并监视燕王。

张信原为燕王朱棣旧部，他接到密旨以后，一连三日，愁眉不展；他的老母询问得知后，大惊失色，连声说:

“这事千万做不得！我们一家受过燕王恩惠，怎能恩将仇报？我还听说燕王早晚是要做天子的，岂可这样对待未来的皇帝。”

“君臣大义”，也可以引申为燕王与手下的“大义”啊，人们总会依据自己的利益、亲近与否，有意、无意地做出新的解释；于是，张信便来到了燕王府告密。

燕王叛乱之初，令部将张玉攻夺北平九门；由于是突然袭击，八个门楼一举攻下，只有西直门将士顽强，还死守着。

燕王便派遣指挥唐云，单骑谕告:

“朝庭已经答应燕王自治北方；你们立即放下武器，一概不问，稍有延迟，定斩不饶。”

守门官兵一时惶惑，也就不再追究真假，一哄而散；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完全控制了整个北平城。

将士们正是知道有个“君臣父子大义”，当时普遍就有这样的心理:

朱棣身为亲王，是先帝骨肉，新皇又是他的亲侄，他们一会儿起了争执，一会儿又要召开认亲大会；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咱做的是朱家的官，咱当的是朱家的兵——既然新皇让燕王自制一方，还有什么可说的。

尤其，先皇说过的那句话，无人不晓—— “这小子离间我的骨肉，快把他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也正是因为“君臣父子观念”，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朱棣起兵，就把“清君侧”作为起兵的口号，他后来也总是反复辩称，自己只要问责奸臣，决非是想推翻侄儿的皇位。

燕王上书朝庭，这样说的:

“夫昔我皇考广求嗣续，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绝灭宗室，惟恐不速。”

“我奉藩守分，自信无虞。不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怀，彀满以待，遂造显祸，起兵见围，骚动天下，直欲屠戮然后已。谓以大义灭亲，不论骨肉，非惟杀我一身，实欲绝我宗祀。”

他又发布檄文，郑重声明:

“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训》法律内一条躬行帅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

朱棣说自己受到了迫害、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还指出奸臣鼓动削藩的目的，“非惟杀我一身，实欲绝我宗祀”；而且，他是遵从《皇明祖训》内一条而起兵，似乎也是有根有据的，用以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为了缓解朱棣的攻势，朝庭也曾于建文三年(1401)三月，罢免了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职务，可朱棣并未遵从《皇明祖训》所言，“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镇江守军投降、金陵吃紧之时，建文帝只得令诸王过江，想与燕王议和，分治南北；燕王于此之时，依然在说:

“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

他其实是用了一个借口、拒绝议和，目标并不在于什么“清君侧”。

于是，齐泰逃往广德(今属安徽省)，黄子澄奔向苏州，他们也为促进各地募兵；但各地却无一人应募，而燕王攻打南京城，甚急。

建文帝知道已无可为，便火焚了后宫；燕王寻不得他的尸身，便于灰烬中，指认皇后尸体为建文帝，称之曰“火烧头”——因为只有朱允炆已死，这时候由他来当皇帝，才会显得有点道理、有点依据。

研究“靖难之役”的学者大多认为，朝庭当初撤掉齐泰、黄子澄的职位，实是失误之举；这不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也就助长了叛军的威风与凶顽，灭了自己人的堂堂正气。

建文帝会这样做，恐怕与他从来就信仰儒学、心存“君臣父子大义”的幻想，也是有点关系吧。

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建文二年(1400)四月里、白沟桥(今河北雄县白沟河)战斗中，燕王身处那样的险境，却总是不会伤亡，心里也不免有些疑惑:

当时，燕王亲率七骑，时进时退，忽左忽右，往来冲突百余回，所向无敌。

李景隆的军队，集中向他放箭，战马三次被射倒；他却连换了三马，继续冲杀。

他的箭袋空了，单凭一口宝剑，左右削劈；后来剑锋钝了，无法进攻，竟然能够仅靠着剑身抵挡，而慢慢后撤。

燕王退到河边，被河堤堵住了去路；他就突然纵身下马，急步登堤，用马鞭向堤下频频招引，佯作示人急进之状。

追兵见到他这个模样，竟然会以河边可能伏有重兵为由，而不敢迫近；于是，燕王转危为安。

燕王连死三马，而自身却无损伤，难道真有神人为他护体？他作为主帅而陷于绝境，追兵竟会轻易放过，难道他的计策、果真神妙？

联系起建文帝曾经的一个嘱咐，我们就会明白个中奥秘，而哑然失笑。

抵抗燕王部队的大军即将出发，建文帝心中犹有不忍；他对众将士说:

“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尔诸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建文帝既想削藩，却又不能杀叔——君臣侄叔，一门之内，兵威不祥啊；但他下达了这个指令以后，朱棣每次败退，便都由自己来断后，中央军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这是没错的；但建文帝似乎没有明白，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只可以作为手段，用以争取人心，而不可以作为战争的一个指导思想。

朱棣于此点，是很明白的。

而建文帝，假如他也是知道这个道理，却出于仁心，而要如此明示将士，确实是做得过分了；试问有哪个将士，杀死了朱棣以后，又愿意被问责呢？

活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却很难的；还很冒险，万一他挥剑自刎呢？

建文帝的手下，当时却有一个牛人，看透了所谓“君臣父子大义”的本质，及其实际效用；于是，他变了个把戏，演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个活剧。

这个牛人，叫作铁铉。

他于建文二年(1400)五月，坚守济南城，久久不被攻下；还令守城将士，大声喊骂“燕贼叛国”。

朱棣大怒，以炮轰城。

铁铉却不慌不忙，让人搬上来一样东西。

朱棣见到后，愤甚，却不敢再用炮轰；他又被铁铉派出的壮士，多次出其不意地袭击，计无所出，不久也就无奈地撤兵。

那么，铁铉搬上城头的这样东西，又是件什么神器呢？

这件神器，材料是木头，不值几个钱，由一个穷木匠做成的，费时也不多；还由一个读书人，写上几个大字:

“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

神牌共有几十个，都摆放在城头上；朱棣啊，你还敢炮轰么？你知道不知道“君臣父子大义”呢！

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虽然有着此等妙用，最终仍是抵抗不了人心的贪欲；更何况，当它涉及到坐上龙椅这等天大之事呢。

建文四年(1402)七月十七日，朱棣即将进入南京金川门。

他手揽马缰，缓缓而行。

旌旗飘舞，发出呼啦啦的声响；身后，是威武的大队人马；路边，是匍匐拜倒的人群。

他心足意得、神采飞扬；可当他正要进入城门，忽见一人拦在马前，启奏:

“殿下是先入城耶，还是先谒孝陵耶？”

朱棣恍然大悟，立即说:

“此行正为谒陵。”

于是，他将马头一拔；浩浩荡荡的人马，护拥着朱棣，向着孝陵行进。

拦马的人，名叫杨荣，时任翰林编修；他及时提醒朱棣，你快装出信奉“君臣父子大义”的模样来吧，应当先去谒陵的。

他也就由此而立了奇功，后来也就入阁；与杨士奇、杨溥，合称“三杨”。

然而，也有大批忠于儒学信仰的、建文帝的忠臣，却被朱棣残酷杀害，方孝孺就很著名。

方孝孺在谨身殿上，曾与朱棣有过一场对话。

方孝孺当时身穿白衣，为建文帝的不幸下场，而大哭不止。

朱棣劝道:

“先生不要自寻苦恼；我发动靖难之役，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便问:

“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

“自焚而死了。”

方孝孺质问:

“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君？”

朱棣答道:

“国家要靠成年的君王来治理。”

方孝孺又追问:

“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大声说:

“这是我朱家的事！”

其实，方孝孺的这几句问话，已经揭穿了“君臣父子大义”所掩盖的实质所在——朱棣终究还是为了皇位。

如果撇开儒家“大义”这个信念所塑造的、例如方孝孺这样的忠臣，其高尚品格及惨死而暂且不论；那么，朱棣(亦即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他所实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

至于“三杨”，他们都是失节之臣，却也在永乐、洪熙、宣德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名臣。

乃至于后人，竟有这样的感叹:

“(假)使(方孝孺)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

也许真如朱棣所言，俩叔侄的皇位之争，只是朱家的一件事；外人又何必要搅入帝王家里事？

但方孝孺是个信念纯正的大儒，他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也就只能介入了朱家之事；他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坦然地走向刑场，受了磔刑而死。

在死前、亡后，他还被灭了十族；共有871人赴死，行刑竟达七天之久，极其悲壮。

当时，朱棣下令相续杀害方孝孺的妻、子等人，每杀他一个亲属，使人问他一句，回心转意与否；方孝孺每于这个时候，心如刀绞，却不屈始终。

两个女儿还不到十岁，随母亲住在浙江宁海老家；唯恐父亲目睹自己被杀而难过，在押往南京的路上，就已手挽着手，悄悄跳入了秦淮河里。

弟弟方孝友将要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方孝孺向着他，痛心地说:

“哥哥对不住你和全家啊！”

方孝友朗声一笑，口占一诗: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读书至此，我热泪盈眶。

想象那七天里杀戮的场景，只见一时之间，腥风顿起，血雨飘零；四海泪飞，八域云沉。

但，建文帝的忠臣们，却一直也没能聚集起民众的力量、进行反抗；因为此时的人心，已经很厌恶战乱了，也不想再去多管朱家的事——你朱家有父子、叔侄；可我的家里，也有父子、叔侄啊！

他们只于茶余饭后，几个人靠拢过来；为着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之悲壮收场，暗暗地唏嘘不已。

(我于很多年以前，去了宁波所属的宁海县，访问过方孝儒的事迹；以该篇文，表示对方孝儒等忠臣烈士的纪念！该文写于宁波、翠柏西巷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