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标题：Building a Sustainable and Desirable Economy-in-Society-in-Nature

作者：Robert Costanza等

2012 联合国 2012 Rio+ 20 会议

报告总结： 实现生态经济的紧迫性，生态经济的标准和目标，生态经济社会经济构想，经济转型的设计要点，过去和现在实行的相关政策范例与总结，政策持续性和可行性评估。

Costanza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研究员为2012年Rio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递交了 建设可持续的理想经济自然一体化社会 报告。

该报告提出了以下要点（II）：

3. 基于现有价值体系对经济体系的“重新设计” 

报告者提出，根据Meadows的系统干预理论（Leverage Points for Changing Complex Systems），系统最根本的关键转变，是系统世界观的变化。基于这一观点，报告者对现有经济发展价值观提出了讨论。报告者指出，如果基于现在的经济模型， 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如过度消费，人口爆炸，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物种的消失等等，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由于技术的进步而解决。那么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必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数年内解决并消失。这一观点明显与现实状况不符。因此报告者认为，技术的发展不能最终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基于技术论的现有经济模型和世界观亟待调整，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型转变。

报告者进一步列举了实现可持续管理（sustainable governance, adaptive management）的6个关键原则（the Lisbon principles）。包括1. 责任意识，2.适合的尺度，3.谨慎的态度，4.可调节的管理，5.真实的反映成本与收益，6.积极的参与。

在对可持续发展世界观进行具体描述时，报告者列举了相关的政策机制。具体世界观和政策归纳如下：

3.1. 承认并尊重生态限制

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服务并不是无限的。我们需要精确认识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以及了解目前的经济活动是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这些限制。这些环境意识和相关政策包括：

废物排放的库存和流量。关键原则是废物排放不应该超过环境的吸收能力或者干扰到关键的生态过程。在政策手段上可以通过量化限制实现（quantitative restriction，QR）。

可再生资源的库存，流量，基金（funds），以及服务。首要原则是在资源利用时，资源的提取速率不能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资源的提取数量时，除了考虑该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参与了经济活动，还需要认识到，被取用的资源本来是支撑未来生态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可再生资源，我们并不能仅仅将其储备视为库存（stock），更应该将其作为具有一定成长性基金（fund）来看待。除考虑资源的再生速率外，其他的资源利用原则包括：设计资源的提取量或者改变土地的使用目的时，要考虑资源在支撑关键生态服务过程中的作用，不能影响到其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后，改变后产生的经济活动边际收益（marginal economic gains）不能超过边际生态成本（marginal ecological costs）。

不可接受交易（Unacceptable tradeoffs）：生态和经济的阈值。短时间迅速的对经济活动从进行严格的环境限制可能会产生高边际成本。因此在进行生态经济设计时，需要考虑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在政策设计时考虑生态和经济的响应时间。

引导技术进步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具体政策包括，加大公共资产在能源等方向的研究投入。或者展开公-私合作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和技术进步。减少信息的私有化，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在社会中的流通。

稳定人口。家庭计划（Family-planning）是控制人口的有效手段。具体政策可以通过补贴家庭计划，降低意外怀孕的比例等实现。

3.2. 保护蓬勃发展的能力 （protecting capabilities for flourishing）

分享工作。通过减少个人工时，增加合作工作以提高就业率，减少个人收入以降低消费，增加休闲时间以提升的幸福指数。在设计政策是，需要考虑给工人更灵感的工时选择，对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进行规定或者补贴。（具体政策见4.4.）

最终系统性不公平。使用合理的政策（比如税收等）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提高系统公平。

增强人力和社会资本。增加社会的民主程度，增加公民的社会讨论，社会决策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提高社会团体（social community）应对危机的弹性。具体政策包括新建和保护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增强社区为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倡议（initiatives），减少地域性劳动力迁移，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技能培训，提供终生学习的服务和设施，提高社区的决策能力。

扩展“公共资源管理”（commons sector）。根据资源的特性，针对不同资源进行不同的管理政策，扩展公共资源管理的范围。政策包括建立“公共资源基金”（common assets trust, CAT）等部门对公共资源所有权和资源分配进行管理。对私有资产而言，除了依赖市场的自发分配以外，也可通过税收方式对其经济行为进行调整。比如通过增加土地税提高土地的有效利用率。

3.3. 建立可持续的宏观经济（build a sustainable macro-economy）

宏观经济目标由现有目标——最大化经济增速，转变为——通过为所有人提供有意义的工作而实现平衡四种资本投入，最大化的人类福祉。

金融机构和体系改革。降低商业银行杠杆。政府拥有更多自由将财力投资于私人资本无法触及或者忽视的公共商品和服务，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调配。

税务改革1。税收由目前以增值税（value added taxes）为主（如收入税，商品税）的税收模式，向物流过程税（through flow taxes）转变。税收的主体对象变更为对社会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比如污染或者）的商品/行为。税收的环节主要设计在物流的源头（the origin）或者窄点（narrowest point）。逐步实现税收中性原则（revenue-neutral tax shift）。

税务改革2。对“非劳动所得”（unearned income）征税，即对“租赁”形式产生的收入征税。租赁包括对公共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地价的不断上升（不和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地上建筑物直接联系）可以通过提高地税，或者土地公有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基金会实现。（例子见4.2.(2). 土地价值税，美国）。

税务改革3。通过税收调整收入分配，增加社会公平。

增加财务财政审慎性。增加从银行到国家的财务审慎性，增加各级财务机构面对危机的能力，增加监督和合作。

提升宏观经济审计。采用反映人类福利发展的指数（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指数GDP）来衡量经济社会的进步。

提高区域性的宏观经济合作。

原报告链接：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5822/978-1-61091-458-1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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