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抑郁的大量讨论都集中在“谁会得抑郁？什么是抑郁？抑郁何时发生？”等等问题上，演化学家则把注意力转向了“为什么有抑郁”，对于为什么的兴趣始于追溯历史。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拥有情绪、情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然选择了绝望、沮丧、易怒，而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喜悦？检视抑郁的演化问题，就是检视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动物最基本的反应是感觉。所有的生物在饥饿时都会不快，吃饱后都很满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感觉常常触发情感，我因为饥饿而感到不悦，这就是对这种感觉产生了一种情感反应。查尔斯谢灵顿在用显微镜观察一只跳蚤叮咬时:“无论那是不是一种反射行为，似乎都充满了暴力的情感。”谢灵顿的描述是，人类眼中所见的行为往往反映了情感。

      如果说情感是比感觉更为复杂的问题，那么情绪这个概念的复杂程度还要更胜一筹。演化生物学家史密斯把情感比作天气（现在有没有下雨），把心境比作气候（这个地区是否潮湿多雨）。情绪是一种持续的情感状态，为感觉引起的反应涂上了色彩。当情感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欲囿于直接触发他的事件时，它就构成了情绪。比如，人会因饥饿而不快，进入一种易怒的情绪，这种情绪并不一定会因吃了东西得到缓解。很多物种都有情绪，一般来说，物种的发展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强有力的情绪独立于直接的外在环境而产生。比如未患抑郁的人有时也会情绪低落，因微小的事物似在昭示生命的短暂而突然思念是离去的亲人。经常抑郁的人偶尔也会情绪高涨，这时阳光明媚，事事美好宜人。

    演化学家认为，抑郁太过常见，所以不能简单的归为功能失调。与抑郁伴生的某些机制似乎在某些阶段有助于人类繁衍。由此可以提出四种可能，首先，抑郁可能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演化中发挥某种功能，而这种功能现在已经失去作用。其次，现代生活的压力与我们大脑的演化不相容，我们去做那些与我们的演化状况不相符的事，结果就会抑郁。第三，抑郁本身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有益的功能，有时人的抑郁是一件好事。最后，抑郁是大脑生理中某种有用突变的附带结果。

    第一种观点认为，抑郁曾经发挥某种有用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现在已经失去作用。也就是说，抑郁其实是一种遗迹，来自我们多种退化的情感反应。正如心理学家杰克.卡恩指出的:“人对汽车、电插座之类的真正危险没有天然的恐惧，却害怕无害的蜘蛛和蛇。”对这些动物的恐惧感，在我们的物种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安东尼.史蒂文斯和约翰.普莱斯提出，最初等级社会的形成需要某种形式的抑郁。没有领袖的社会会一片混乱，领导者要一直守护自己的地位，与挑战者对抗，直到终被打败。在这样的社会里，抑郁对解决统治权冲突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低等动物挑战领袖的行为不被压制，那么挑战就会不断发起，群体将永无安宁之日，无法正常运转。如果失败后，挑战者不再逞强，退回到某种抑郁状态。更多以被动性而非存在性危机为特点，他也就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且暂且接受了这种统治结构。因此，通过这种轻到中度的适当发作，抑郁能使等级社会达到和谐状态。

    抑郁和冬眠颇有亲缘，是一种焦虑不安的冬眠。在冬眠中，个体通过安静和退缩保存能量，减缓所有的身体系统，这似乎支持了抑郁是冬眠的遗迹。抑郁者渴望蜷缩在床上，不想出门，这也让人联想到冬眠动。物不会在野地里冬眠，而会在较为安全舒适的巢穴中。某种假说认为，抑郁是退缩的一种自然形式，只会发生在安全的环境中。

    我们还要认识到，演化论在推定目的时有其特异性。自然选择不会扫尽病碍，也不会无限趋近完美。自然选择偏好某些基因的表达，人类大脑的演化速度远远赶不上生活方式的变迁。毋庸置疑，现在生活的负担与我们的大脑演化并不相容。我们去那做那些与我们的演化状况不相符的事，结果很可能就会抑郁。南卡罗来纳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提道:“激发焦虑的因素过去并不存在，你常去的地方都离家不远，大部分人都能学会应付一个地方的生活。现代社会激发焦虑。”演化论提出一个范式，认为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反应都曾经有其功用，而现代生活激起“精神症状汇聚”反应，常是在它们并无用处的环境中。抑郁的发病率在狩猎采集社会或单纯的农业社会中往往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在转型社会中更高。不花时间学习应对策略，几乎不可能适应新环境，其中慢性压力是很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

      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不提供无限的机会，这可能反而让人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命运。比如说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人，还可以说他们了解过周边所有可能结婚的异性对象之后，选择了最合适的一位。但是如果他们被迫生活到现代，就比较难确信是在所有接触过的人当中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我们中多数人会在一生中遇到几千人，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确信之感，即不知道自己是否选对了职业，找对了配偶，会令我们有种被剥夺的感觉。我们无法接受不知该做什么的状态，也依然固守着“选择应该基于所知”的想法。

    我们要面对很多压力，准备却很不足。比如，职业女性与孩子之间缺少接触乃至亲密，日常工作中全无身体活动和锻炼的时间，生活在人工照明之下，失去了宗教的慰藉，被迫强行接受当下的各种信息的轰炸……这个清单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可能准备好处理和承受这么多变化，怎么会不精疲力竭？抑郁便在所难免。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样的看法:既然抑郁到今天依旧存在，那么它在我们的社会中就还在发挥作用。抑郁像身体疼痛一样，都是令某些危险的活动和行为痛苦得难以忍受，以此警告我们要远离这些活动和行为，这就是抑郁最明显的功用。比如，如果一个人无法放弃一个确定无望的目标，抑郁便可以解决这种局面，强迫他放弃。情绪低落可以为一个人的固执设下界限。

        抑郁还能阻断一些有负面影响的行为。如果没有抑郁，我们也许就要忍受它。比如，过高的压力会导致抑郁，而抑郁会让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可能导致抑郁，而抑郁也会让我们增加睡眠。抑郁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改变不利于繁衍的行为。通常，抑郁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资源错配严重，需要重新设置重点。现在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实例，我听说有一位女士努力想做一名专业的小提琴家，老师和同事都不赞成，她于是陷入了急性抑郁，对药物和其他治疗的反应都极为有限。但是，当她放弃音乐，转而把精力投向更擅长的领域时，他的抑郁减轻了。抑郁虽然让人有寸步难行之感，但也可能是一种有力的动机。

    抑郁本身没有什么用处，但相关的情感广度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抑郁的社会演化与生物化学演化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当代演化学家正在研究“三重脑”（或“三层脑”）理论。脑的最里层是爬虫脑，与低等动物类似，是本能的所在。中间一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演化程度较高的动物脑中，情感就在这里。最外层的脑仅存在于高等哺乳动物，如灵长类和人类中，是认知脑，为推理、高级的思维形式及语言活动不可或缺。在著名的演化学家保罗.麦克林看来，抑郁是专属于人类的烦恼。它是三层脑在运作中脱节的结果:要时刻让本能、情感、认知同步进行，就必然会有这样的后果。面对社会逆境时，三重脑有时无法协调自身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一个人本能的想退缩时，应该体验到负面的情感，并经历认知的再调整。如果这三个过程同步进行，这个人就会体验到正常、非抑郁性的退缩，离开令本能脑活跃度下降的活动或环境。但有时更高级的脑层会和本能脑作对。例如，一个人可能在本能层面退缩，却在情感层面亢奋和愤怒，这会引起激越性抑郁。或者一个人本能层面退缩，却做出一个意识层面的决定，要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不得不承受可怕的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这样的冲突体验，它确乎会造成抑郁或其他困扰。麦克林的理论几乎完全符合之前的看法:我们的大脑在执行与其演化状况不相符的任务。

      牛津大学的蒂莫西.克罗在三重脑的理论上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一个“语言演化”模型，认为自我意识源自语言，而精神疾病源自于自我意识。克罗认为灵长类的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在于非对称的脑。在从灵长类到人类的演化过程中，随着大脑体积相对于体型大小而言不断增长。某种突变使大脑的两半球发展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因此，灵长类无法通过一侧大脑去看另一侧大脑，但人类可以。这开启了通向自我意识之路，令个体觉察到自我的存在。

      大脑的非对称性成为了语言的基础，右脑的概念和感知由左脑进行表达或加工。语言能力位于大脑两侧，这一概念似乎来自中风患者的证据支持。只左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感知物品，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使用语言或调取语言相关的记忆。左半球中风的聋人可以用动作、手势表达情感，但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将词语组成句子、将句子组成段落的过程中大家都在使用的深层语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存了智力，但失去了这些能力通常能表达的概念和感受。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情感能力也是严重受损。

    克罗提出，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可能是我们为非对称大脑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思虑、认知、语言都归因于神经的这一发展。他还提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大脑两半球的正常互动失调的结果。“两侧的交流可能太多或太少，两半球的运作如果没有协调一致，就会造成精神疾病。”

    理解了抑郁的演化，不见得对治疗有特别的效用，然而对于做出治疗决定却至关重要。显而易见，在治疗抑郁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共识，抑郁到底应该像扁桃体一样摘除？像肝病一样治疗，还是像青春痘儿一样听之任之？抑郁是轻性还是重性，对做出治疗决定重要吗？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先知道为什么抑郁会存在。如果抑郁在狩猎采集时代是有用的功能，但是与现代生活不相关，那么大概就应该摘除。如果抑郁是脑的一种故障，也牵涉其他关键脑功能必须的神经回路，那就应该治疗。如果某些轻性抑郁是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那就应该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