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在写本书读后感的期间我在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我感受到了本书作者奥尔森的思想与哈耶克的思想的共通之处，这一共通之处集中体现在对于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于苏联的经济模式的否定。

在对于苏联的经济模式的否定方面，哈耶克总是将苏联与纳粹德国放在一起，他认为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全方位的集体主义之上，而集体主义最终都会走向民族主义，如同纳粹德国一样。他还认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当个人自由丧失到一定程度社会就容易走向绝对集权，绝对的集权会使得经济容易受到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感情左右，事实上无论是苏联的“种玉米”还是中国的“文革”都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奥尔森则认为，一方面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高度的计划之上的，为了维持苏联经济的资源配置，官僚机构需要计算每一个工厂的生产公式，他们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并得到最优生产数量。另一方面苏联的企业生产不依据销售收入或者其对政治局目标的贡献，而只是取决于政治行政权力。这样的生产体系使得官僚机构具有共谋（共谋是指“秘密协议或合作，特别是为了达到一个非法或欺诈的目的”。）的基础以及条件。在没有自由的苏联模式之下，这种共谋只能局限在少数人的小团体而不敢加以扩大，随着这种小团体的不断增加，整个社会便成了这群人吸血的工具了。当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团体很快将手中的资源换为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关的小团体快速集结为垄断团体，这就导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主要资源以及主要经济产业被少数的几个寡头控制。如果没有后来普京对于这些寡头的铁血镇压，俄罗斯经济可能至今都在衰弱之中，即使有了普京对于这些寡头的铁血镇压，那些零散的共谋小团体还是难以根除，至今限制着俄罗斯的发展。反观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在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彻底粉碎了我国当时大量存在的共谋团体，这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我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遇到的阻力相对于俄罗斯而言很小，根据奥尔森的理论，我对此现象的解释改革的最大利益损失者必然是共谋团体，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的，文革将这些共谋小团体的大部分都毁去了，这就导致文革结束之后的经济改革得以快速进行。（这里要明确一点，通过一定的资料查找，我找到的是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前期遇到的主要的改革阻力集中在政治改革之上，我国领导层在该时期对于社会经济改革是达成了共识的，如果没有过早的进行政治改革引起了巨大的阻力，经济改革会更快的进行。）

在对于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方面，哈耶克主张的是政府的任何行动只要做到防止强制行为就足够了，政府的职责在于保证竞争自由的进行，自由之下的发展才会带来长期的繁荣。哈耶克还认为政府的过多管控可能带来短期的繁荣，但是长期而言会限制市场的自由从而带来社会衰落，70年代的滞涨现象也初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并将他推上神坛。

本书作者奥尔森对于科斯定理进行了批判，说明了其过度理想化的特点以及在人数较多的情景下难以实现的局限性。这些观点让我更多的思考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我们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目前而言我们发挥大量时间进行学习的经济学很少能真正的解释现实情况，例如菲利普斯曲线时灵时不灵、科斯定理的众多局限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专家们利用那一套经济学理论对于现实的预测多次出错。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一篇论证最低工资与失业率的关系的论文，得出的结果是提高最低工资反而降低了调查的两个州的餐厅职员失业率，这一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是相违背的。其实哈耶克以及奥尔森的观点也不可全信，他们的很多有关经济规律的观点在我看来并不符合我国的发展情况。恰好近日看到了国家领头各大国内经济学学者要编制我国自己的经济学教材，不知结果如何，但是总归是一个好的兆头。

回到本书的具体内容方面的讨论，本书有三个部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分别是军阀与小偷在获取利益的手段上的不同、科斯定理的局限以及苏联败亡的原因分析。这三个部分是我认为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后面会从这三个部分对于本书进行分析。

1、军阀与小偷

奥尔森首先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罪犯也是如此。对一个人口众多社区中的小偷来说，他意识不到其掠夺行为对社区的危害，因为这种危害程度相对来说太小了，他只有狭隘的或者微不足道的利益。但他却独自承担他放弃掠夺机会给自己带来的全部损失，所以他总是照抢不误。而对一个人口稠密社区的固定匪帮来说，由于他掌控了整个区域所有的犯罪活动，他将能够从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中获利：犯罪活动越少，社区经济越繁荣，能收取的保护费越多。国家的运行与军阀统治有着类似之处，国家用自身的强大保证居民安居乐业，居民缴纳税款供给国家运行。如果这个国家是由独裁者统治，那么居民缴纳的税款则是供给独裁者享乐。可以说专制是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行当，这样的一种利益激励机制使得独裁者常有，而民主统治不常有。

民主的产生常常与外部的压力与影响有关，在外部存在诸多威胁或者外部民主制度快速发展时，民主制度就很容易在一个国家产生。例如西方侵略下的中国产生了民主体制、非洲某些国家在西方民主制度影响了建立民主体系。当然民主也有可能自发产生，它有三个产生条件：领导者是一个群体；群体内不同力量大致平衡；不被周边政权政府。但是这些条件相当苛刻并且第三个条件极难实现，作者认为专制者总是有动机通过侵略获得更多的领土与财富，而民主国家倾向于扩大其在本领地的投票权而不会具有这样的侵略动机。古代历史上自主产生的民主文明最终几乎都是被专制统治国家所侵略而灭亡。往近代说，一战和二战的起始都是专制国家对于民主国家的侵略。目前而言，世界上民主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复杂的世界局势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上述民主国家容易被专制国家侵略的理论不是很适用了。

2、科斯定理的局限

科斯定理的定义：科斯定理是由两个定理组成的。科斯第一定理即为史提格勒的表述：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科斯第二定理可以表述为：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首先，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科斯定理太过于理想化，在他的假定下所有事情最终都会有好的结果，实际上现实中很难满足这些苛刻的前提条件，很多时候结果都是坏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好的案例，“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生坏的事情。战争提供了最简单的帕累托无效结果的例子。当两国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必然存在和平状态下对双方都很有利的情况，例如签订某种和平协定。”实际上很多战争的双方都是势均力敌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实力优势并进行了战争，这一结果相对于和平协定而言必然是坏的。为了解释这种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的。

其次，他认为科斯定理只有在小团体才能实现。 “在那些成员很少的小集团中，个人可以从集体物品的供应中得到充分的好处，并对集体物品的供应付出部分代价。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他人合作或不合作的严重影响，他们一般可以互相沟通以决定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其共同利益，而且他们也会借助法律协定以及其他机制强制执行交易。”这种情况下集体物品总是会被供应的，因为各方一致有被激励的动机去进行谈判，并且坚持谈判到从集体行动中获益为止。因此，他们一般能获得集体物品并实现其共同利益。在大团体中，上述情况则不易发生。“在一个成员众多的大集团之中，每个人只会分到从集体行动中所得好处的微小部分，这个微小所得不会刺激个人采取自愿的与集团共同利益相一致的行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想搭便车的让别人进行谈判，自己坐享其成。作者指出工会的作用最开始的时候便是作为群体代表参与谈判，但是当谈判成本过高时，工会并不会为了群体的利益去进行谈判，近年以来，这种趋势逐渐的加深。

最后，作者将科斯定理运用于解释本文的主题，无政府状态对于群体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大于专制统治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于是人们宁愿忍受专制统治也不愿意回到无政府状态。如果将民主制度称为优于专制体制的状况，那么大多数时候由于进行体制改革的交易成本过大加之这一改革带来的收益分配给每一个群体之后过小，人们往往不愿意进行体制改革。只有在前文提到的几种情况之下才会产生民主体制。

3、苏联败亡的原因分析

苏联的败亡除了上文提到的共谋团体的原因之外，作者认为其集权性质也是败亡的原因之一。苏联体制下的所有税收只是为了满足领导人的野心，这一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期间极为明显。另外作者提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有个有名的观点是，苏联体制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之下也是低效的。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带来的高投资率以及高储蓄率，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极慢，二战后二十年内，苏联的高投资率以及高储蓄率很好的掩饰了他们的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