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客汤斋主人，癸卯年于长安城内，遥拜稼轩居士：
年来夜批群史，常有所感，达者以名传世，能者以利驱势，专者以诚动心，仁者以义怀远，智者以虑代忧，勇者以奋克强。此六意，大抵古今成大事者所有，而败坏昏庸者所无，莫能出其外也。
仆尝读《三国》，其语云：“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后览《太史公》，其语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仆素非以常人自论，乃敢行非常之事，而立非常之功，期以成非常之人耳。所以每遇不测，反得慨然奋起之心，盖横逆本俱非常，唯能承受者，必可立非常之功。是故古语云，“天加横逆于君子，实加福于君子”，斯言如是。
仆渡海求学已六载矣，岂料群小以苛去功，失望师生，无奈多病之身，遂退经纶高门。一朝中断，尽废前途，不复有生，何论南山。虽生而行于世不过廿载而已，个中苦恨，非所能言，诚可谓“非常之事”哉，作此狂奴故态，豪放大言，且请宽恕。
仆昔以文章，骤得薄名，然流俗人尽读字句而不解其意，为之奈何？仆政第一，理第二，治术第三，谋次之，经史又次之，至于小说诗词歌赋，信手涂鸦耳。不意今日竟以雕虫遣兴，骤得幸名，可称名不副实，果人生之大谬，成千古之笑谈！
至于文章其质，不学者读罢，只“好文章”三字满口而无他言，此真愚不可及。文章之于论述，犹皮囊附于筋骨，故真文章非真骨力不可得。仆之文章，奉河岳之英灵，托兴亡之意气，成一家之纵横，孰只谓“好文章”而已？故真文章，只可与相交者道，而难与流俗人言。
仆虽身遇风波，愈坚节用爱人之心，而信道之志不改。或曰，今者道衰，不必信也。仆识浅思薄，未敢苟同。道者，一旦而奉之，不因荣辱而改，不以沉浮而变。世人之所以疑者，乃未见耳。既未见，则何以信哉？故道常在而多有疑，信常在而多未守，岂有他因？
仆以六尺之躯，而居尺寸之地，不能勤身以养父母，亦不能竭力以养妻子，为常人讥笑而甘之如饴，非仆为悠游嬉戏之徒，实怀私志而欲申之，所以宁辱于庸俗之口，不能没于自轻之心。每无人处，鼻酸耳热，眼涩喉哽，然一念至此，更坚其心，道之所以为道者，犹在己身之上，虽人辱而不能自辱者也。是故千万人所指，而莫能改之。
仆之道，是足以称定乱代兴之学，能消盛世之隐忧，绝人情之积弊，通古今之异变，决危逆之反覆。其所由来，上承荀况、韩非、商鞅，中有晁错、贾谊、桑弘羊、刘晏、陆贽、韩愈、王安石、陈亮，后有张居正、梁材、李贽、魏源。仆之道所求者，国用足而百姓安，四方靖而中国威，民心定而天下平，不外如此而已。
自奉道以来，虽材薄力弱，犹敢磊落而行，救罪人于沉沦，挽失途于道旁，抚焦躁于市井，探弊政于郊野，凡十年间有所得者，铭于心而成于思，锐于断而行于文，以至论列古今，伸张大言，而犹觉不足。何者？思有余而功未足也。
仆以绝学，继之先贤，惜常人之所未见，而未尝不叹息于陋室。仆之绝学，曰治世，曰经国、曰定乱、曰抡才，曰扶危，曰济困，曰论述，曰教授，此八者，得其一则足为一方之守，而全具者反赖时势之变。何也？仆之绝学，如藏天地之利器，有山岳之重，如四海之深，虽潜龙入渊而不可见，纵高鹏破云而不得窥。非佳辰良期则待机不动，任众人毁谤也无所困窘，盖此利器足以令庸者起僭心，而使佞幸生妄意，不可不慎哉。
此一绝学，非仆独有，虽古今少见，然代有其人。李斯谏郡县，始皇称祖；晁错建诸侯，藩王受命；桑弘羊论盐铁，汉室威盛；刘晏取常平，国用自足；陆贽理危机，朝廷安度；韩愈兴文道，治乱遂明；王朴献策，五季可终；安石相宋，辽夏不敌；梁材一去，嘉靖大窘；太岳秉国，各安其位。纵此一等人之本末有异，而遗德伟业相同，故每思至此，慨然神往。
仆之绝学，用之于今日，必也可无往而不利。何也？请仆为使君试言之。
其一曰治党。本朝以党兴军，以军定乱，乱定而鼎定，鼎定则朝廷立。故党兴则国兴，党亡则国亡，党遍天下则政令无不达，党退于内则四方轻朝廷。治党之要，首在得人。以开国之伟略，犹有林、江之祸；以变法之明断，间有萧墙之危；以继政之贤德，纲纪仍失于省部，忧患仍成于巴蜀；至于今日，前有肃贪之反复，后有文武之进退，其中凶险变幻，使圣人复生亦难为也，况凡人乎？所以朝廷必始终以治党为天下第一事，而治党本于治吏，治吏本于治德。欲治德，则必先重法度，后托纪律，既无宽贷，其必也无悖逆。年富巡山东，曰：“公生明，廉生威”，虽为老谈，斯言如是。明而睿断，威而教养，二者既立，治党必成。
其二曰治下。自祖龙以降凡两千年，秦汉以郡县代封国，魏晋以分曹而治事，隋唐以豪右成强藩，宋元以使职申王化，至于明、清，大小相制、犬牙相错，设分道于天下，总庶务于枢机，其中最为称是者有三，盖设厅守关隘、设巡检治乡野、设流官代土司。然其积弊虽不生于省府州县，而乡镇以下只知有地主、宗祠，不知有朝廷。盖每观兴亡，而考之肇始于草莽之间者，十有七八。个中情弊，非朝廷不愿也，实不能也。时移势易，本朝起家于稼穑工造，乃立法度于乡村，遣流官至山野，上通而下达，此蒋宋孔陈所以亡命于台湾，而终不能窥探国家者也。至于今日，城坊之官吏，消弭于商贾会社，乡野之流动，板固于土豪姻亲，以致朝廷每有令，则中枢遣省，省遣市，市遣区县，区县遣街道乡镇，街道乡镇则媚求于一二土豪强人耳。是故政令虽秉于上而媚于下，视听虽通于上而惑于下，法度虽公于上而私于下，终致轻重错位、倒挟公器，而后积小成大，自豪强至街道乡镇，自街道乡镇至区县，更甚者乃至市，此辈团聚啸作，自设法度，裹挟一方以乱政，其中危险，不言自明。国朝若以治安计，必当除强人、剪右族、抑豪横，然后重立威服教化于乡野市井，安民心于朝夕起居，辟邪佞于萌芽微澜。唯以如此，长治久安可期。
其三曰理财。国家理财之重，世所共知，然众人多愚，谓理财与生财同，斯可称大谬矣。生财有商术，无非创新、厚殖、投机、差利而已，此四者皆赖顺势而行，而后财必生必聚矣。商术所获之财，不为增殖，便为自守，故贫富之别必生，而怨怼愤恨必增。何也？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贫富、散财势，理财之要也。为国理财，首在逆顺势、移善财。唐宋以降，朝廷必仰东南之资，以解西北之急，及至今日，犹为紧要。古来财赋不能自生政治之权，而今时未必，是故东南以其富庶不与朝廷同，西北以其穷困不与朝廷忠，此一大弊矣。幸赖睿见者秉国，先以东南诸省之财，解西北诸省之困，后以西北诸省之禀赋，解东南诸省之急用，所以西北不自强而强，东南不自弱而弱。然至今日，东南之人以为百业皆可自得而不必有西北，西北之人以为致富皆在东南而不必守故地，是以东南权益重而西北权益轻，东南百户居一楼而西北百里无一人，长此以往，国家分裂可知。是故理财必以东南之财，用之立产业于西北，然后吸纳乡人以自固。江、浙、沪、皖之财，可用之于北庭、安西、青藏、陕甘宁；鲁、闽、粤之财，可用之于黑、吉、辽、蒙、晋。至于荆湖、两河、云贵、巴蜀、桂柳，居东南、西北之间，可得其转运截留之便，亦能顺服。故四方之于朝廷，力弱则亲上，而势强则自固。唐亡于藩镇，实亡于高骈乱东南；明亡于军事，实亡于江南专财赋；清亡于辛亥，实亡于列强夺东南税赋，其中兴亡治乱之道，不可不察也。
其四曰养人治学。当今中外之变革，皆以研究创新为先。夫上溯两百年间，横行称霸者，工造之利也，而工造之技艺，皆本于教学研究，而教学研究本于养人治学。今之学子，多以苟且自媚为要，而多鄙立身之技艺，轻实务而重口舌，远勤劳而近优容，一旦奉微薄薪资于楼堂之间，则讥厚利倍殖于汗流之所，此诚世风之陋俗，所以朝廷必逆此风气，必改此流俗。国朝自四十年来，重大学而轻大专，远技工而近科研，以致士商多而工匠少，待业之人盘桓度日，用人之业难增产殖。岂不知，产业之于科学，犹水之于舟，水浅则舟必搁，水深则舟必行。当此机器自有智能之时，诚宜养技工求精追比之才，以避万众失业之祸，养学者宽大精深之气，以兴求学问道之势。
其五曰党、政、商分离。国朝以党立朝廷，虽有他党出其间，实自专权柄，此国家之所以威权免于沦丧也，是以朝廷无忧政出多门而号令如一。然党政不能与治政同，盖党为立国者，而朝廷为国家公器也，是以党岂能自为其器，此若楚霸王不能过顶之理也。子曰：“君子不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政党之于朝廷，犹道之于器，岂可相提而并论？必先以治党，然后治政，其次治商，不可混为一体，以致党务曲之为政务，政务曲之为商务，商务曲之为党务，而隐患生其中矣。明天、安邦、泛海等商社，未必素蓄阴谋；云贵、甘青、东北，难以自私谓罪。朝廷不察放任之若此，而四方利欲驱动之若彼，奸佞壬人乘其便，上下媾和谋其利，然后祸患已极，国家患之而难为嬗变，盖因上下未明则心易险，内外未分则思难定，事理不得不然也。
仆虽驽钝，亦敢放言，此五事，大抵定乱代兴之首要，长治久安之急务。遍观诸史，古来盛衰兴亡，辄以此五事为要隘，未有出其外者。
仆经变多迭而不得伸张，虽千万人，几无可以足道者。唯不以己为念，若非如此，何以继此等绝学？所以仆常怀此五事而多叹息，非为己身之跌宕，皆因家国之万里。提笔至此，怅然若失，虽有绝学，不能见于有识者，亦复有何道哉？千古寂寞，不外如是。
古来怀绝学而不遇者，不可胜数，唯自断其命者可称大丈夫。贾谊年少而诟于幸进，《治安策》出；魏文位尊而人疑其才，自作《典论》；陆贽居相位不过三载，文泽至今；陈亮罹牢狱之灾再三，程朱相当；桂萼为理财身遭放逐，隆万用计；李贽倡平等以斥愚昧，后世不忘；魏源怀治术以撰经纶，启发不尽。此皆虽怀绝学而有所不遇者，能自断其命而行于世，故不为流俗所碍，而立论述传之后人，终有所成。
仆无功德，唯期以大声鞺鞳论治乱兴亡之要，以小声铿鍧行桃李不言之事，乃敢提携用心国事之辈，下笔山河重塑之思，愿以终生之不遇，换千百勤力爱民之材士，亦愿以平素之毁谤，了却诸子百家之典章。
仆既有此心，则当求生前之无悔，何妨身后之毁誉？
言有不尽，请观顿首。再拜再拜，望君常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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