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方面被人们认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被批评“积贫积弱”，这的确是一个矛盾。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宋仁宗在位的42年（1022—1063年）间：政局相对稳定，文化尤为繁荣，堪称盛世。但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不断积累，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是在仁宗一朝形成的。
历朝历代都脱不了由盛到衰的转变，繁荣与没落只需几场战争就够了。但像宋代这样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也有其独特性。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宋朝建国时的“祖宗之法”制度紧密相关（参见上一篇）。
一般来说，王朝的开创者多具有深邃眼光和创新思维，既能针对前朝弊端创新相应的制度，又能灵活运转制度，使之发挥最佳效果。以宋太祖为例，尽管他对武将割据高度警惕，却能放手任用李汉超、董遵诲等几个边将，故陈邦瞻感慨：
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因此，宋太祖能够做到调动天下力量“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王朝开创者的雄才大略是其创造的制度体系的必要的补充。甚至可以说，这套制度是专为和设计者本人一样优秀的继承者设计的。问题是，制度可以原封不动地传承，和创制者本人一样优秀的继承者却难再得。此后在承平之世成长起来的继承者，面对祖制，往往既没有能力充分运转，也没有眼光和胆识更改，只能呆板地保守了。这种情况下，祖宗之法就成了祖宗之限了；曾经成功应对外界挑战的祖宗之法，成为了王朝前进的束缚。
一、“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
宋朝皇位传至仁宗，从表面上看，他接手的是一个太平盛世。但他亲政几年后，西夏战事就为检验这个国家的实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宋朝在繁荣外表下的虚弱暴露无遗，不得不谋求富国强兵之计。
西夏是趁五代十国之乱而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时顺时叛。但在李元昊继位之前，对宋都没构成威胁。宝元元年（1038年）11月，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在宋朝准备征伐之前，他先发制人，主动攻打宋朝。宋军连续三年三战皆败北，朝野震恐。辽则趁火打劫，以出兵相要挟，索要关南之地，迫使宋以增加岁币了事。
国事艰难，在一片变法求强的呼声中，掌权长达13年之久而无所作为的吕夷简成为众矢之的，被迫下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冨弼等主张改革的官员进入决策层，开始变法，即庆历新政。但宋夏危机缓解后，保守派马上开始抵制变法，新政持续不到一年就失败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外，宋仁宗个人原因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朱熹说过：
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朱子语类·本朝一》）
宋仁宗性格宽厚温和倒是不假，否则也不能得到后人“仁”的评价。但在政治上，他把真宗所说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心法运用得十分熟练，是个搞政治平衡的高手，正如时人评价的：
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在国家内外交困之际，他虽有心为治，提拔重用了范仲淹等名臣，试图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出困境。但他缺乏后来宋神宗那样的性格、魄力，不敢放手改革，也不完全信任范仲淹等大臣。朋党之议触动了他的政治敏感点，便收回了对改革派的信任，中断改革，使得国家进一步走向困境。
二、“积贫积弱”是怎样形成的？
人们通常以“三冗”概括仁宗时代的困局，即冗兵、冗官、冗费。
冗兵。宋朝始终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故在防范军人干政威胁的同时，又不能不保持强大的军队。在重文轻武的政策下，上无名将，下无精兵，只能倚多取胜，故士兵数量不断增大。庞大的军队，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朱熹曾指出：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朱子语类·论兵》）
冗官。宋室优遇文人，通过科举和恩荫，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吏员阶层，他们不仅享有免税的特权，还受国家的俸禄。宗室也是一个不事生产的阶层。宗室蕃衍，吏员岁增，食禄阶层不断扩张。史载，真宗天禧年间，宗室、吏员受禄者9785员，到仁宗宝元时候，宗室、吏员受禄者就达到15443员（《宋史·食货志》）。
冗费。太祖太宗时代财政尚不成问题，当时情况是：
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宋史·兵志一》）
经过建国初期的休养生息后，国家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就像历朝都会发生的那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奢侈风气也不断滋长（皇室、百姓都是如此），这就导致财政开支失控。但宋朝在其最繁荣的时代财政就成为了严重问题，这却不多见。因为宋朝除了正常的挥霍（这个可以克制）外，供养庞大的军队、官员、宗室，支付辽、夏的岁币，都是固定的财政开支。宋真宗在位后期大搞天书下降、东封西祀等活动，挥霍浪费，滥赏无度，更是雪上加霜。真宗去世后，天书闹剧结束，与之相关的费用也被裁减。但不能改革体制，以上所列的各类开支就只能是有增无减。
宋仁宗时代，立国近百年，制度已失去活力，国家近乎陷入停滞状态，一面经济繁荣，同时积贫积弱。
鲁迅曾经嘲笑某些国人自夸富庶：“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神宗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祖宗之法的弊端，未能挽救宋朝的虚胖：一方面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军备软弱，真的长成了大肥猪或小肥羊，只待金人一击了。
（答知乎问：为什么宋朝经济繁荣却被称“积贫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