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愉群翁每个生产小队差不多都有个铁匠铺。那时候的铁匠铺不像现在的铺子有规整的门面，全是土打墙泥抹墙的矮房，烟囱里常年飘着黑褐色的烟，风一吹，满巷子都能闻到炭火的焦糊味混着铁屑的腥气。无一例外每个铁匠铺里，都配有一师一徒两个人，整天在里面叮叮铛铛地打制着农具。

铁砧子被锤了几十年，表面坑坑洼洼却泛着冷光，风箱一拉“呼哧呼哧” 响，火苗裹着通红的铁块，把师徒俩的脸映得忽明忽暗。除了给自己生产队打制砍土曼、斧头、刨锄儿、铲铲儿这些种地用的家伙什，也给本队的社员打制家用的菜刀、锅铲、锄头 —— 谁家的菜刀钝得切不动洋芋了，谁家用坏了锅铲，都抱着旧铁件来，说句 “麻烦给拾掇拾掇”，就可以了.

我只记得农科站四队的铁匠铺，和我们五队的铁匠铺的都在愉群翁218国道以北的大路边，那时候的大路是土路，走的人多，扬起的土能把路边的白杨树染成灰黄色。四队的铁匠铺在四队巷子口，门口栽着两棵老榆树，夏天的时候，树荫能罩住半个铺子；五队的铁匠铺就在五队的第一条巷子口，旁边有棵白杨树,风一吹就 “沙沙” 响。

记住这两个铁匠铺，是因为我家就住在五队第二条巷子口，出了巷子右拐走个十来步，就能看见四队铁匠铺敞开的木门.最初的记忆里，五队的铁匠铺就一间小小的土坯房，墙是用黄土掺着麦草抹的，年头久了，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枯黄的麦草。敞开的木板门上挂满了各种各样铁制农具，砍土曼、刨锄儿、家用的铁勺、锅铲挂在最下面。

门楣上钉着个铁钩子，有时候挂着父亲的蓝布单衣，衣服上是星星点点烧洞洞，那是的铁屑烧的。对着敞开的店铺门，是一个高高的土制炉子，炉膛有脸盆那么大，外面抹的黄泥被炭火烤得发硬，边缘熏得漆黑。炉膛里炭火正旺，红通通的火苗时不时窜出来，舔着炉口的铁圈，把周围的空气都烤得发烫。

炉子旁边是一个木制的风箱，风箱是杨木做的，表面被磨得光滑油亮，风箱杆上缠着几圈旧布条，防止拉动时漏气。风箱底下的木轮已经有些松动，拉起来的时候会“吱呀” 响，跟 “呼哧呼哧” 的送风声混在一起，成了铁匠铺独有的调子。

凸凹不平的地中央，是一个半人高的铁墩子，墩子是实心铁铸的，黑乎乎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都是常年累月被铁锤砸出来的，坑缝里嵌着细小的铁屑，在光线下闪着微弱的光。铁墩子的底座用水泥砌着，外面包了层铁皮，防止下雨时被水泡坏。有时候父亲把炉膛里烧得通红的铁块儿、铁条放到上面，会发出“滋啦” 一声轻响，还会留下一个浅浅的红印，不过没一会儿就凉透了，只留下一点黑痕。

先前几年，父亲还只是个学徒，五队铁匠铺里的师傅，是一位父亲称之为“哈比布卡” 的中年男子。那位被父亲叫 “卡” 的哈比布，在愉群翁的辈数应该不小，我那些同龄的伙伴，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 “哈比布阿爷”。他可能有哈萨克人的血统，高鼻深目，眉毛浓得像两把黑刷子。

那时候我最喜欢带着弟弟，去五队铁匠铺门口，扒在铁匠铺的门框上看父亲打铁看父亲打铁。当时父亲正在拉着风箱，“呼哧、呼哧”，风箱送进的风让炉膛里的炭火更旺了，火苗窜得有半尺高，几粒半红的炭块儿在火苗中翻滚着，渐渐地完全变红，甚至有些地方变得透明，像一块块烧红的宝石。

这时候，哈比布卡师傅从旁边的小凳子上站起来，他的动作不快，却很稳，伸手拿起靠在炉子边的铁钳子—— 那把钳子的柄被磨得光滑，钳口闪着银光。他用钳子夹着炭火中的铁条儿，轻轻翻了几下，待铁条通体变得通红，连钳子柄都有些发烫时，才稳稳地夹到铁墩子上。

父亲立刻放下风箱，伸手拿起放在铁墩子旁的大铁锤，那铁锤的柄有胳膊粗，是硬木做的，父亲双手握着柄，把锤头靠在铁墩子边，等着师傅的信号。哈比布卡师傅左手用铁钳子紧紧夹着红铁条，不让它在锤打下移动，右手拿起一把小铁锤—— 那把小锤比父亲的大锤小一圈，锤头更尖，是用来定形的。他先在烧红的铁条上轻轻砸了一下，敲出一个小坑，父亲就立刻抡起大铁锤，“铛” 的一声，使劲儿砸在那个小坑旁边。

师傅的小锤敲得准，每一下都落在要塑形的地方，父亲的大锤跟得紧，力道均匀，能把铁条砸得又平又展。有时候铁条要弯个弧度，哈比布卡师傅就会调整铁钳的角度，把铁条的一端翘起来，左手轻轻往上抬，父亲的大锤就顺着弧度砸，一下一下，把铁条砸出想要的弯度。师傅的左手不时将铁条变换着方向和位置，大锤小锤此伏彼起，配合得像一个人似的，你一下，我一下地将那个铁条砸薄、砸成农具的雏形。

待铁条的温度降下来，颜色从通红变成暗红，哈比布卡师傅就会把它重新放进炉膛里，父亲则赶紧拉上风箱，让炭火再把它烧红。

在师徒两人的轮流锤打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哈比布卡师傅手中的小铁锤，有时候砸一下，父亲的大铁锤再砸一下后，师傅的小锤不用再砸，而是会在铁墩的边儿上轻轻敲一下——“叮” 的一声，清脆得很。

这时候，他左手的长钳子就会夹着红铁条，飞快地变换一个位置，父亲不用师傅说话，就知道该往哪里砸，立刻抡起大锤，再狠狠地砸下去。原来在两个人的配合里，不仅要有力气，还得有节奏，那一下轻敲，就是换位置的信号。

几次炭火烧起，几番轮流打制，那个小小的铁条才慢慢有了一把菜刀的形状：刀身宽宽的，刀刃被砸得薄薄的，刀柄的地方还留着一截铁柄，等着后来安木柄。哈比布卡师傅看了看，用手指摸了摸刀刃的厚度，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拿起铁钳，夹着成形的菜刀，走到角落里的一个铁箱旁，“咚” 的一声扔了进去。立刻，“哧哧” 的声音响起来，一团白烟从铁箱里冒出来，带着一股浓浓的铁腥味。原来那个铁箱里盛着井水，刚打好的菜刀需要用水冷却，这样刀刃才会更硬，不容易卷刃。

父亲这时候才转过身，看到我和弟弟还蹲在门口张望，就走过来，用胳膊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笑着撵我们：“去去去，这里热得很，小心火花烫着你们的衣服。” 说着，他还会伸手摸一下我们的衣角，看看有没有被溅起的火花烫出小洞 —— 有时候铁锤砸下去，会溅起细小的铁屑，像火星子一样，落在衣服上就会烧个小窟窿。

被父亲撵走的我们，转个弯就跑到了四队巷子口的铁匠铺门口张望。四小队的铁匠铺比五队的大一点，铺子里的师傅，父亲称他为“刘刘巴巴”，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我常看到来铁匠铺的人们，都恭敬地称他为 “刘刘吾斯达”——“吾斯达” 是维吾尔语里 “师傅” 的意思，看来他当铁匠师傅有些年头了，手艺肯定很好。

刘刘巴巴师傅是个沉默的人，他打铁的时候，一声不吭，只是用眼神跟徒弟交流：徒弟拉风箱拉慢了，他就看一眼风箱；徒弟的大锤砸偏了，他就用小锤在铁墩上敲一下，徒弟就赶紧调整位置。不像我的父亲和哈比布卡师傅，边锤起锤落地打着铁，还一边拉着家常—— 有时候聊队里的麦子长得怎么样，有时候说谁家的羊下了羔，有时候哈比布师傅还讲着山里牧羊的故事……

没有父亲的铁匠铺，对我和弟弟来说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们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听着单调的“叮叮铛铛” 声，看着刘刘巴巴师傅和他徒弟闷头打铁的样子，没多久就索然无趣了，又拉着手跑回五队的巷子，要么在路边的土沟里玩弹珠，要么去坡上捉蚂蚱，直到母亲站在巷子口喊我们回家吃饭。

后来，父亲的师傅‘哈比布卡’不再打铁了，好像是去山上放牧了。那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出师了，成了五队铁匠铺的师傅。没过多久，队里就派了一个叫马木特阿訇的人来给父亲做徒弟，帮着抡大锤。马木特阿訇是口里人——“口里” 是新疆人对内地的称呼，其实我们的先人也都是口里人，只是比马木特阿訇他们早几年迁到新疆而已。

马木特阿訇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其实他也不是阿訇，在愉群翁有好多人，在名字前或名字后都被冠以“阿訇”两字，不知是尊称还是戏称。总之，马木特阿訇成了父亲的徒弟。从那以后，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铁匠铺，远远就能听到锤起锤落的 “叮铛” 的打铁声。

不用看我也知道，父亲正左手持着长铁钳，稳稳地夹着炭火中烧红的铁块儿，把它搁置在大铁墩上，右手握着哈比布卡师傅传给他的小铁锤，轻轻敲在铁块上定形；而马木特阿訇则双手抡着大铁锤，跟着父亲的节奏，你一下，我一下地轮流打砸着那铁块儿。锤声在巷子里回荡，有时候跟远处的风声混在一起，有时候跟路边杨树的“沙沙” 声应和着，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熟悉的声音。

我那时候还不懂“千锤百炼” 的意思，只看着一块黑乎乎的铁，经过父亲和马木特阿訇无数次的烧、锤、磨，从一根粗铁条，变成一把锋利的菜刀、一把结实的砍土曼、一把好用的刨锄儿，才慢慢明白，原来每一件农具，都要经过这样反复的敲打，才能变得好用、耐用。就像父亲常说的：“铁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对它用心，它才会给你出力。”

多年以后，随着生产队里有了拖拉机、收割机，用手工打的农具越来越少了，铁匠铺的生意也渐渐淡了。再后来，五队的铁匠铺没有了，父亲也不再打铁了，去生产队里种麦子。但我每次路过曾经的铁匠铺旧址，总会想起小时候扒在门框上看父亲打铁的日子：想起炉膛里跳动的火苗，想起风箱“呼哧呼哧” 的声音，想起 “叮叮铛铛” 的锤声，想起哈比布卡师傅的笑容，想起马木特阿訇憨厚的样子，还有父亲额头上的汗，和他手里那把磨得发亮的小铁锤。

我不记得多久没有在愉群翁见过那种老式的铁匠铺了，当然，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叮铛铛’的打铁声。在我记忆里，当年的那几位铁匠师傅：哈比布阿爷、刘刘巴巴、马木特阿訇，还有我亲爱的父亲，都已不在人世了。

过去的那些日子，虽然没有现在的好日子富裕，却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踏实的味道。就像父亲打制的那些农具，虽然朴素，却结实耐用，能陪着愉群翁的人们种出一茬又一茬的庄稼，也能陪着我，走过一段又一段温暖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