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老北京人。我还真不知道我的老祖先到底是哪里的，反正到了我爷爷辈就已经是北京的老住户了。

小时候听家里人说，我家原是开小玈店的，解放后政府到我家来没收房子，想进行公私合营。结果到了我家一看，哇噻，管事的干部大骂起那个街道积极分子起起来：“就这样的人家，你还没收他家房子，你想让一群傻子睡马路，想给社会主义抹黑吗？”听说，当时把那个街道积极分子给↓吓的，脸都白了。

对了，我家傻子很多。

我爷奶共生了十四个孩子，除了死了的5个和我老爸之外，全都是傻子，也就是你们文化人所说的智障患者，有男有女。其实就连我爸的脑子也不太精明，比起平常人来，可称得上是老北京俗称的半膘子，二百五。

解放以后，小旅店不能开了，我家再也不用全都挤在一起住了。如今，他们都去世了。总之他们在平安中，穷困得过了平静的一生，虽然他们对社会，国家，家庭没有过任何贡献。但同时，也没伤害过人。爸爸找了同样不精明的妈妈，然后就生下了我。我也是在极度贫困和痛苦的劳累中长大。

后来妈妈爸爸也去世了。于是。在北京的某个偏辟的角落，就有了许多间，低矮的平房空了出来。

改革初期，全国各地有许多人涌向北京，于是我把空闲出来的房子出租出去。我的家庭也比一般北京人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一天，我坐在在自家的门前，看到一对农村来的夫妻，抱着他们胖胖大大的儿子，向我走来。显然，他们也是为了租房，并且已经走过了不是一两家了。我很奇怪，他们的儿子明明已经很大了嘛，为什么自己不下来走路，而要让已经明显疲惫的父母抱着。

走到我的面前，那个男人首先小心翼翼的开口了：“大姐，一看您就是好心的人”，大姐，我们俩夫妻来北京是为了给俺傻儿看傻病的，您看。我们又没啥钱，您的房租能不能少要点？”

什么？傻儿？我心里一惊。但是转念一想，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奉乘我是好心的人。我心里别提多受用了、因为家里人大多智障的原因，我的自尊心敏感而脆弱。并因此打过街骂遍巷，我可是这一带有名的泼妇，外号叫做大混蛋王的就是在下。第一次听人管我叫：好心的人，心里忽然涌出了好多小感动。我想延长说话的时间于是顺口说道：“孩子怎么啦？

        那俩夫妻俩一听我说这话俩眼竟放出光来，有着似乎接到圣旨般的兴奋。那女的敢紧上前把那个男人

挤到了身后，忙不迭的说道：姐啊，俺儿刚出生那会儿，别提俺儿多好了，又白又胖，不吵不闹，是个白白胖胖的乖娃。村里人人都夸我有福气，生了个老实听话的好孩子，可谁承想。到了五六岁上学的年纪，还是吃饱了睡，不吵不闹、不给吃也不知道哭。俺这才明白，原来俺生了个傻子啊！”说到这里这个女人就泪流满面了。

我并，没在意她说了些什么，转头开始打量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白白的胖脸，大大的黑黑的眼睛。表面上看来，与正常孩子没什么不同。我心里暗暗叹气，想不到竟是个傻子。想起我家在社会上的种种不易，我绝顶帮他们。

我家的房子原是一个小四和院。解放前，为了生意，一家挤在正房中一间较大的房间。解放后，因为不能做生意，房间大小就没改变。我家是有非常小的房间的，我就在厢房给他们找了一间最小的房间。打开门，这两口子一边看，一边说很好很好。看他们满意，我就马上敲定了价格。两口子小声嘀咕了一会儿，还是要求我降价，我坚决的摇了摇头。最后，他们同意了，我把钥匙给了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同意的，因为，我给的租房价格，是我们这一带的最低价。我也是本着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的原则，才要的这个价格。    他们怎么会不同意呢？

他们入住后，我也没怎么注意他们家。只是听别的住户说，孩子的爸爸找到了工作。孩子的妈，我有时后，也能见到。她则在家带孩子做饭。后来也听别的住户说孩子妈妈带孩子去看病了。看病的效果不太好。

很快春节到了，许多住户选择回乡，我家的院子一下子清静很多。我以为都回乡了，在我检查的时后，我竟然发现这一家并没回家乡。我敲门进去，就和孩子的妈妈，聊起了天。通过聊天得知，孩子爸爸，在大多数人回乡过年时，上班，是可以获得三倍的工资。这在文革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时代就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进步了。

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人家聊天，房客们的离去，使我和他们家的距离无意得拉进了。我在谈话时打量了这间小小的屋子。屋子在寒冷的冬天并没烧炉子。到处堆满了女主人捡的能卖的破烂。甭说，是这位孩子妈，带着着个智障的孩子拾的。无意中，我看到了他家角落里，放的我扔掉的旧服。我就有些诧异了。她看到我的表情，连忙解释到：这些都是您扔掉不要我才拾回来的！"我连忙说到：“我知道我知道“”。接着我又说到：“我没想到，你需要这些东西，我要知道你需要，我还不如直接送给你。也胜得我到公共垃圾投放点跑一趟了。”她止不住的对我道谢。

后来他们的孩子在北京上了特殊学校。成年后找了一家专门招收残疾人的工厂上班。收入也是可以的。

中国这个社会，真是在我们不经意间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