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6年，辽兴宗重熙15年。
到了这一年，宋仁宗这一朝已经是第24个年头了。仁宗这一朝，是后世公认的北宋时期最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是在升平的水面下，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是盘根错节，隐患重重。关于宋朝的历史特征，最著名的一个说法叫做“三冗两积”: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
单从冗官一项来说，宋太祖开国的时候，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大概是3500左右。到了宋真宗时期，这个数字翻了一倍，也就是七八千人。回到仁宗朝，再过几年，包拯也做了一个调查，全国的官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7000人。而且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继续膨胀。
当官的多了，行政效率会下降，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发俸禄，朝廷的财政负担也受不了。所以，仅仅是宋朝，就有好几次专门针对冗官的裁撤运动：宋太祖的时候裁撤过，南宋还有两次大规模裁撤。但结果呢？这两年还只有17000呢，王安石变法之后，全国官员数量变成了28000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地盘变小了，整顿更频繁了，而绍熙二年的时候，全国官员数量却达到了33000多人。大家都惊呼不得了。结果仅仅4年后，这个数字又暴涨1万，达到了43000多人。
这不仅仅是有宋一朝的问题，而是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的现象。
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的京官加上地方上的要员，一共才730个人。但是过了一百六七十年，全国的官员，已经有18000人，加上胥吏的话，人数已经到了36万多人。你感受一下那个膨胀的速度。
明代，不仅官员数量控制不住，胥吏的数量更是膨胀得厉害。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定下的规矩：一个县，衙门里面的胥吏人数标准是二三十人，至多不超过六七十人。而到了明末，一个县的胥吏人数至少上千人。
开国的时候，官不多，治理效率也还行，然后官员人数一路膨胀，朝廷一边喊受不了，一边下狠手裁撤，结果到王朝末年的时候一算，官员的总量还是会膨胀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所以，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灭亡，有两个观察角度，你既可以说，它是被敌对力量从外面推翻而亡的，也可以说，它是被系统熵增从里面内爆而死的。
中国的官僚制度，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熟，也最成熟，最完善的政治体系。体现了君臣体系下最具“政治智慧”的产物。是什么变成了官僚膨胀的温床，这个根子在哪。这一期的文明之旅就聊到了这个问题。
一.解决当下问题的“未来支票”
时间回溯400年，隋末，李渊从太原起兵，要往南攻占长安，造隋朝的反。等打下了西河郡的时候，李渊说，来啊，封官啊，老百姓所有七十岁以上的都有官儿做，封个散官，也就是有个官称，但是并没有实际权力的那种官。其他人，只要你自己说自己有能耐，一律有官做。封官现场是这样的：李渊坐在这儿，来了人随口就问，这位英雄，你有什么本事啊？你有什么功劳啊？哦，原来如此，那好，就封你这么个官儿，随手就在本本上写。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任命书，只有李渊手写的官名，那也行，大家当个宝，高高兴兴捧在手里就走了。后来打下了霍邑，也是跟西河一样地封官，还加了一条，如果关中来的军人，不愿意跟着李渊打仗的，也封官，封个五品的散官，你们回乡去吧。
这一通操作，把旁边人看傻了，啊？这也行啊？这封官儿封得也太滥了吧？李渊气定神闲地分析一下：隋朝倒是舍不得封官，怎么样？失了人心吧？我怎么能学他们呢？而且现在这不没拿下天下吗？这官儿也不是我的，我用这空头支票的未来的官来收伏人心，不比打仗强啊？闻听此言，你是不是有点恍然大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把话说得更透：“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概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鹊起。
再看秦末的刘邦。楚汉相争那几年，他和项羽打得头破血流。关键时刻，韩信、彭越这俩 “王牌打手” 手握重兵，却在一旁 “吃瓜看戏”。刘邦急得直跳脚，一咬牙甩出 “封王” 的王炸：只要帮我打败项羽，封你们做异姓王！这招太狠了，直接戳中韩信、彭越的 “野心靶心”，俩人立刻带着大军加入战局。但这承诺就像给公司埋下颗定时炸弹，后来刘邦建立汉朝，这些异姓王果然成了大麻烦，削藩削得鸡飞狗跳。可在当时，刘邦根本顾不上未来的雷，先把眼前的 “终极大 BOSS” 项羽干掉才是王道。这俩人就像在钢丝上跳探戈，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胜利曙光，一边是深不见底的隐患深渊，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但他们还是赌上了未来，换来了当下的一线生机。
这两个人的故事，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我手头的资源，要省着用。打天下呢，手头紧得很呐。第二，如果你们愿意要未来的资源，甭管是官位还是钱财，要多少我给多少，我才不替未来省着呢。第三，这也是最隐秘的一条逻辑：之所以我对现实资源很吝惜，对未来的资源很慷慨，是因为：我哪儿知道我有没有未来？
二.帝王之路本就是步步惊心
李渊和刘邦的例子，那是开国之前，那开国之后呢？皇位都是自家的了，还有必要继续纵然官僚系统的扩张吗？
好，下一个例子：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 “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作品。公元 960 年，赵匡胤搞了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成了宋朝开国皇帝。可这皇位坐得那叫一个不安稳，往前数几十年，五代十国走马灯似的换皇帝，武将造反比吃饭还频繁。赵匡胤估计每天睡觉都做噩梦，生怕哪天手下将领也来个 “复刻剧本”。要是换别人，可能直接抄起屠刀大开杀戒，但赵匡胤偏不，他玩了把高端操作 —— 摆了桌 “鸿门宴 2.0”。
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开始 “卖惨”：兄弟们呐，我这皇帝当得太难了，天天睡不着觉！将领们还没反应过来，他接着放狠话：要不你们把兵权交出来，我给你们金银财宝、美女豪宅，咱们都能过好日子！这饭局表面上推杯换盏，实则刀光剑影，每句话都是精心设计的台词。石守信、高怀德这些武将，酒都吓醒了，赶紧跪地求饶：陛下，我们交权！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交接，赵匡胤用良田美宅、高官厚禄这些 “甜蜜陷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心腹大患。但这也给北宋挖了个超级大坑，后来官员数量疯涨，财政入不敷出，就像给王朝埋下了慢性毒药。可在当时，这绝对是能写入 “帝王生存指南” 的教科书级操作，妥妥的 “用未来换当下” 的典范。
整个事件，过去我们是从赵匡胤的角度理解，赞，太祖仁义，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化解了危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这不就是造成了“冗官”吗？朝廷给这些人高官厚禄，并不是要任用他们，只是为了让他把有威胁的位置让出来。朝廷前后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拿这个事儿中的名角儿石守信来说，他33岁被“杯酒释兵权”，57岁才死，后半辈子，就干一件事，攒钱，玩命地攒钱。为了攒钱，甚至干活还不给工匠付工钱。就这么抠，这么枉法。那历史对他评价如何呢？非常谅解。对啊，他之所以有那样的表现，没准就是为了让朝廷相信他胸无大志呢？
这样，是不是就能理解即使是王朝的正常时期，皇帝也会搞出各式各样不同级别的“杯酒释兵权”，本质上就是用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金钱来赎买一个皇帝放心的结果。
三.最终的债台高筑
镜头拉回到 1046 年的北宋，朝堂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御史台长官张方平就像个嗅觉敏锐的 “医疗兵”，一眼就发现了王朝机体上的 “臃肿病症”—— 冗官问题。当时的北宋官场，官员数量多得离谱，一个职位恨不得七八个人抢着干，行政效率低得感人。张方平痛心疾首地上书：再这样下去，国家要被这些 “闲官” 拖垮了！
追根溯源，这病根儿还得怪前代统治者那些 “用未来换当下” 的决策。北宋开国皇帝们吸取前朝教训，生怕武将专权，于是搞出一系列 “神操作”：一个岗位拆成好几个，互相监督；科举扩招，大量录取官员；恩荫制度大开方便之门，官员子弟随便入仕。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稳住了局势，就像给王朝穿上了层层叠叠的 “防护甲”，挡住了武将造反的风险。但时间一长，问题全暴露了，官员数量像吹气球一样疯狂膨胀，行政流程繁琐得像老太婆的裹脚布，朝廷财政也被庞大的官员队伍吃得一干二净，活脱脱一台装了太多垃圾软件、卡到死机的老旧电脑。
其实这种 “用未来资源解决当下问题” 的操作，在历史长河里就像一场永不停止的接力赛。秦朝为了快速统一六国，实行严苛的法律，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大一统，但也埋下了民怨沸腾的种子，二世而亡；明朝朱元璋为了稳固皇权，大肆诛杀功臣，暂时扫清了障碍，却导致后来靖难之役时，朝廷无将可用。前代统治者为了解决眼前的 “燃眉之急”，一股脑把难题踢给了后代，结果子孙后代收拾烂摊子收拾得焦头烂额。
但仔细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统治者们就像被困在迷宫里的探险者，每走一步都充满未知。他们做出的决策，都是在利益与风险之间的艰难抉择。就拿北宋来说，开国皇帝们不搞那些 “骚操作”，可能政权根本撑不过三代；可搞了这些操作，又引发了冗官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像现代人纠结：为了升职加薪拼命加班，身体垮了怎么办？不加班，又担心被职场淘汰。历史和现实，在人性的抉择面前，惊人地相似。
这也给我们现代人提了个醒：生活中那些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说不定都藏着 “未来账单”。就像我们为了一时的面子，透支信用卡疯狂购物，却在还款日到来时焦头烂额；为了快速完成工作走捷径，结果给后续挖了个大坑，花更多时间填坑。罗振宇的这期节目，就像一把神奇的 “时空钥匙”，打开了我们理解历史的新大门。当我们用这种全新视角重读历史，会发现那些课本上冷冰冰的帝王将相，突然变得鲜活起来。他们也会焦虑、会无奈，也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从李渊刘邦的 “画饼立国”，到赵匡胤的 “酒局夺权”，再到北宋的冗官之痛，历史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决策，只有权衡利弊的选择。做决策时，既要抬头看路，也要低头思危，毕竟，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为明天的故事写下伏笔。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魅力，它从不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却在字里行间藏满了智慧，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