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舍，那么不甘心。
八年前的夏天，父亲因为吃什么都吐，并且吃干饭咽不下，上医院查出胃癌和食道癌。我因为部队演习无法回家，九月份请假回老家，见到父亲没忍住泪水，那个曾经非常健硕的身体，居然瘦得皮包骨头。带着父亲到市人民医院，找到战友的妹妹了解清楚父亲的病情，父亲的病情已经没有可能了，我强忍着悲痛，问父亲想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我这个长年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不孝子，尽量满足父亲的愿望。父亲说除了汤面或者稀饭，什么也吞不下，父亲向我提出要买一部手机，他和母亲有一部手机，是两人共用的，但我还是给他买了。
直到三个月后父亲去世，母亲说父亲没事就掏出手机看看，却从来没打过电话。我回到部队，心里始终不踏实，时不时打电话给母亲，了解父亲的情况，她说我那脾气一直不好的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12月4日凌晨4：30，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我知道出大事了！父亲走了！母亲显得很冷静，她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母亲告诉我，父亲直到走前还在说，辛苦了一辈子，也没有好好过几天清闲的日子……
父亲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第三，大姑、大伯、三叔、小姑、四叔。大姑最大，出嫁比较早，大伯参军后，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挣工分最多。父亲没有文化，但强烈要求进步，在“四清”运动中是大队积极分子，就这样被吸收入党了，父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入党申请书是支部找人代写的。老家大队里姓李的占大多数，并且是同一个家族的，在那大山里，有文化的并不多。
等到父亲的弟弟妹妹都长大了，父亲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正好区医院有个医生因为作为问题“下不了楼”，被下放到山里做“赤脚医生”，他和母亲家是邻居，就和爷爷、外公撮合父亲母亲的婚事，那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的主导，特别是在山里。爷爷、外公和医生（媒人）一商量，父亲母亲的婚事就这样定了，奶奶和外婆只是他们知会了下，并不能作主。
外公没有儿子，父亲在爷爷和外公的商量决定下，结婚一年后，就下山做了“上门女婿”，这在当时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但年轻人无法改变现实。外公是个木匠，手艺很不错的，收徒弟也不少，就是不愿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婆也习惯了做家庭主妇，挣工分落在了父亲母亲身上。母亲生育孩子，父亲就更加辛苦劳作，但是一个人的工分不足以养活六口人，年年进山向亲戚借粮，直到包产到户。
父亲没有文化，对文化的作用也没什么认识，认为读不读书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父亲和我是不认同的，为此我们没少吵嘴，他甚至多次威胁说不供我上学，却从来没有真正那么做。山区的农村是艰苦的，为了挣钱，父亲爬过煤窑，做过苦力，想方设法供我读书。曾经在一个寒假里，我和父亲一起去挑力（帮别人把100斤煤炭挑到5里外，可得5分钱），父亲看我比他挑得多，说你不读书的话，家里就轻松多了，我真的想放弃读书。
高考落榜后，我报名参军，临行前父亲去送我，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落泪，我发誓要闯出一条路来，让父母享享清福。可是，后来做了军官的我，除了偶尔给父母寄些钱，还能给父母什么呢？现实社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无奈，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发家致富，“进步”比他们快的我依然清贫，这也很符合“穷当兵”的身份，父母仍然住在摇摇欲坠、经常漏雨的土墙房子里……
父亲已经走了，父亲临走前担心母亲的生活，这也是我在考虑的大事。后来我也脱下了军装，现在母亲也和们住在一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应该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