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张江洪 班级: 20民本 学号:2020410204 电话:15772538636
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一章中，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对民族志权威的质疑。作者认为民族志预设了一种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是通过在写作方法上与其他文学类型相区别而实现的。“民族志通过与相近和早先的话语形成鲜明对照来进行自我定义，这种策略使它很难把自己当作一种写作方式来解释与审视。”但是这种刻意的追求也反映了它本身就是源自这些文学体裁。作者在文章中提到：被争论的不是民族志的准确性问题，而是民族志权威、个人经历、科学性和表达之原创性之间令人困惑的关系。人们对民族志有“作者必须曾经在场”（这样的民族志才具有“科学性”）这种期望。人们对《夏波诺》的质疑，主要就是质疑作者并未去过亚诺玛玛社区，因此该民族志“不科学”。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否认《夏波诺》本身是一本优秀的民族志，这说明，“如果拥有一定量的二手资料，即便未在实地有亲身经历，实际上也可以对一种异文化构建一个可信的、生动的、民族志上也准确的文本。”这表明人类学对民族志作者“必须在场”有一种偏执的追求。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民族志有一个内在的矛盾：田野工作中必然的主观性和民族志所预设的科学权威性。田野工作的方式制造了民族志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主观和感性的经历。“通过将个人经历的权威性嵌入民族志文本，个人性叙述调解了介于田野工作所要求的自我投身和正式的民族志描述所要求的自我隐身之间的矛盾，或者至少部分消解它给人带来的苦恼。”这种做法同时也使民族志所描述的文化失去了历史性，成为了一种脱离了具体时空的“标本”文化。民族志作者在写作时树立了自己解说异文化的权威，也同时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种不平等的（殖民的）关系。田野中的一些由殖民和资本入侵所产生的冲突和问题被他们视作是阻碍田野工作的插曲，而不是田野工作中应予以分析的对象。“正是这种沉默把传统民族志设计成这么一种事业：在描述当地文化时，好似它处于西方尚未介入的时代。”这也是民族志的另一个内在的矛盾：田野对象已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事实，与民族志对田野对象是静态、孤立的预设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