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理性精神

一、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孔孟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乐记》是中国最早的美学文献。

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而不是认识模拟，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审美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避退，但实际上相互补充而协调，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儒家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的是自然，是美和艺术的独立。

道家更抓住了艺术和审美、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恰恰是其审美规律。

二，赋比兴原则

真正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首推《诗经》中的国风和先秦诸子的散文。《诗经》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

从诗经中后人归纳了赋比兴的美学原则，朱熹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物，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

赋，指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表意，先秦散文，体现赋的原则，成为说理的工具。

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如孟文的浩荡，庄文的奇诡，荀文的谨严，韩文的峻峭，才更是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的原因。孟文中排比句的“气势”，庄文中夸张想象的“飘逸”，不都正是情感、理解，想象诸因素的不同比例的配合吗？不正是由于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情感和想象，而使其说理、辩论的文字终于成为散文文学。

三、建筑艺术

木建筑是中国的特色，对建筑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以阿房宫为最高点。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主要特征。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建筑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在复杂多样的亭台楼阁间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中国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至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也就是理性。

随着后世的发展，对称性被打破，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则出现了，那就是苏州园林。

第四章 楚汉浪漫主义

一、屈骚传统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时，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着和发展着绚丽的远古传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离骚》中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天问》是保留了远古神话传统最多又系统的文学篇章，《九歌》是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乃是楚汉艺术的灵魂。

二、琳琅满目的世界

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为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艺术的特点却恰恰是，它并没有受这种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而是通过神话和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的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

山东武梁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历史、神话，生活，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会对生活中的一切去描绘、欣赏和表现。

汉赋，“不歌而咏谓之赋”，心胸开阔，气势雄沉。

工艺品如漆器、铜镜、织锦极端精美，由于是工匠集体手工业，不计时间、成本所致，如马王堆出土的不到一两重的纱衫，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三、气势与古拙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难以企及的。

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国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