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马伯庸
谈恋爱那阵子，时常被某人评价为“木讷”或“不解风情”。虽然，如今似乎变得灵活了些，不过，追根到底仍有不少“少眼力劲儿”的时候。这大约也就造成了，我对那些骨子里透着幽默感的文字，总是偏爱有加。比如博尔赫斯，比如王小波，比如马伯庸。
前阵子又回味了下马亲王的《三国配角演义》和《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前者是通过寻找历史的缝隙，将三国演义中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串联起来，变成一则又一则完整的故事；后者则由三个事关未来、现在和过去的故事组成，既有人类大毁灭，也有神秘的赶尸传闻，更有将圣女贞德故事化为武侠小说。也许有人说，他的书不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吗？关“幽默”什么事？可是，对我而言，幽默实在是事关某种人生态度，不是一定要写成笑话、段子，才算幽默。
应该说，荒诞与幽默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王小波曾在其杂文中提及，作为一名作者，写作中对读者最重要的承诺，即是要确保作品的“有趣”。如果读者，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失去了兴趣，那么，任何文字无论当时怎样流行，最后只会落得暗淡无光、扫入废纸堆的下场。而要使作品有趣，“幽默”无疑不可或缺，而产生幽默的原因与产生荒诞的原因是一致的：即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无独有偶的是，卡尔维诺在其《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第一讲即以“轻逸”命名。而“轻逸”二字正抓住了我所谓的“幽默”的核心，只有做到轻逸，才能随时跳脱出现实的束缚，从而养成“幽默”的态度。在卡尔维诺看来，文学要逃离过往那种“沉重”的感觉，就必须摧毁美杜莎那令一切生灵石化的目光，从而像柏修斯的飞马一样腾空而起。要理解这话，非从卡尔维诺讲这话的时代背景来看不可。当时，在文学领域中，那种以巴尔扎克等人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的文体正在瓦解，文学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更加注重琐碎的生活、更加偏向如今称之为“小清新”的文体，也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轻逸才能从文学中生发出来、幽默才能得以从魔盒中释放出来。
以王二先生的那篇著名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如果我们将那种插队生活视为唯一的现实，将自己固着于农民的身份之中，将那只盲目乱窜的猪视为一只可恶的捣乱者，那么这篇杂文便不可能产生，我们何曾见到一位辛勤且执着于眼前的农民会写出这样带有幽默和讽刺意味的文章来？我想身处当时境遇下的王二也是写不出来的。如果将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当作为唯一的现实，仔细而执拗地判断这些事与我们之间的利害关系，那么，我们如同守财奴一般，失去生活的所有乐趣。
失去乐趣，就是将人与世界捆绑在一起。而如果将人与世界紧密得不可分割，那么毫无疑问，便会像是未曾觉悟前的西西弗，在接受着徒劳且乏味痛苦惩罚的同时，不断体会绝望。世界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反映在文学中，那就是被世界击败的人。
海明威曾说：“人生不是用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如果说，海明威想要展现的是，人在被世界所毁灭的那一瞬间爆发出的给予他人的震撼的话，那么加缪在《局外人》中要表现的则是，人与世界彻底分离后，那种无所适从，而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他力图证明的则是，人只有与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才可以获得人生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想，如果真要活得有趣味些，请站远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