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说由真实故事改编）
1949年11月的阳光，穿透北京城的云层，也透过列车结着薄霜的木窗，落在杨凤池胸前的大红花上。车轨与车轮撞击出“咔嚓咔嚓”的厚重声响，和着车厢里瓦斯灯摇曳的光晕，他脑海中反复浮现出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画面。他穿着洗得发白却依旧笔挺的军装，袖口还留着行军时蹭到的硝烟痕迹，指尖反复摩挲着红花的绸面，眼底是按捺不住的滚烫，新中国成立了，如今终于能回家了。
他想起爹娘在村口老梧桐树下踮脚眺望的模样，娘蒸的窝窝头总带着焦香，爹的烟袋锅子在火塘边映出暗红的光；想起姐姐杨凤英梳着两条粗辫子，把省下的红薯塞给他，说“弟要多吃点，好长高当兵”；还有小他十岁的弟弟，总跟在他身后喊“哥，等你回来教我打鸟”。火车摇摇晃晃，车厢里满是返乡军人和百姓的欢声笑语，有人在哼着新学的秧歌曲，有人在谈论打了胜仗的喜事，杨凤池也跟着笑，仿佛已经闻到了家里团圆饭的香气，摸到了亲人温热的臂膀。
不知晃了多少个时辰，车轮终于减速，报站员的吆喝声穿透嘈杂的人声。杨凤池拎起那个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帆布行李袋，几乎是踉跄着冲下车。杨家陆端的村口，早已围满了乡亲，看到他身上的军装和胸前的红花，人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凤池回来啦！”“咱村的英雄回来咯！”叔伯们抢着要帮他拎行李，婶子们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热乎的话语像冬日的暖阳，裹得他心头发烫。
可这份热乎劲没持续多久，人群的喧闹渐渐低了下去，乡亲们的脸上多了几分难掩的沉重。村支书杨大伯叹了口气，拉着他的胳膊往村里走，声音沙哑：“凤池，你……你得挺住啊。”杨凤池心里“咯噔”一下，笑容僵在脸上，脚步也顿住了。
“你爹娘……在去年冬天就走了。”杨大伯的声音带着哭腔，“那时候打仗，药材运不进来，你爹染了风寒，烧得糊涂，你娘为了照顾他，也累倒了。村里粮食也不够，俩人连口热粥都没喝上几天，就……就都去了。”
杨凤池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中，耳边的欢呼声瞬间消失，只剩下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我弟呢？”他颤抖着问，指尖冰凉。
“凤江……跟着你爹娘走后没俩月，也染了病，孩子太小，没扛住。”旁边的王婶抹着眼泪，“你姐凤英，亲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没了，受了太大刺激，就……就疯疯癫癫的了，整天在老房子门口坐着，嘴里念叨着你们的名字。多亏了乡亲们接济，给口饭吃，才勉强活下来。”
“不可能……”杨凤池摇着头，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我走的时候爹娘还好好的，凤江还拉着我的手说等我回来……”他猛地推开人群，朝着记忆中的老房子方向狂奔，帆布行李袋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捡。军装胸前的红花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却再也暖不了他冰封的心。
村后的山坡上，三座小小的土坟孤零零地立着，坟前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只有几束干枯的野草在风中摇曳。杨凤池扑倒在坟前，双手死死抓着冰冷的泥土，放声大哭：“爹！娘！弟！我回来了！我来晚了啊！”哭声撕心裂肺，震得周围的树枝簌簌作响。崭新的军装被泥土弄脏，胸前的红花染上了泥土的颜色，像一滴凝固的血。
乡亲们跟在后面，看着这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小伙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无不抹着眼泪。几个叔伯上前，轻轻拉起他：“凤池，节哀顺变吧。战火里，咱村走了不少人，你能活着回来，就是对爹娘最好的告慰。你得坚强起来啊！”
杨凤池被扶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他踉跄着，在乡亲们的引领下，走向村东头的老房子。院墙已经塌了半边，屋顶的茅草也漏了洞，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个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的女人，正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双破旧的布鞋，嘴里念念有词：“爹，娘，弟，你们去哪了……凤池什么时候回来啊……”
正是姐姐杨凤英。
杨凤池走过去，轻轻喊了一声：“姐。”
杨凤英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她怔怔地看着杨凤池，看了许久，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进他的怀里：“凤池！你真的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哭得肝肠寸断。杨凤池抚摸着姐姐凌乱的头发，感受着她单薄的肩膀，泪水滴在她的头发上，声音坚定而沙哑：“姐，别怕，我回来了。以后，我养你。”
周围的乡亲们看着这一幕，再也忍不住，纷纷流下了眼泪。阳光下，杨凤池胸前的红花沾着泥土，却依旧鲜艳，就像这片饱经战火却终将重生的土地，也像他心中那份从未熄灭的、对家的坚守。
